第938章 你觉得亚瑟爵士是好惹的？那不如先尝尝他的舆论操作
《威斯敏斯特评论》1837年12月刊《激进派与加拿大：达拉莫伯爵与加拿大人》
作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我原本打算借此时机，对声势日盛的激进派内部各派系加以梳理，使他们彼此得以认清同伴、明白自身，并在消弭成见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立场与可协力的目标，与此同时，也可以向那些尚未理解我们的人展示激进主义的真实本质，证明令他们惶恐的那些「妖魔」并非激进主义自身，而是外人牵强附会的偏见。
激进主义不仅与英国祖祖辈辈珍惜的高贵原则相容，而这也是激进主义原则在当下世界得以延续的唯一途径。反倒是那些自称捍卫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以庸俗之心滥用古老英格兰的教义，令其腐朽部分与高尚部分一同蒙羞。
唯有透过激进主义的视角，这些传统才能重获尊严。倘若保守主义者希望使其珍贵之处免于被时代洪流湮没，他们就必须与激进主义和解，让其精神融入自身。
因为激进主义终将胜利！
这是文明演进过程中无论良莠都必然催生的趋势，这个时代对激进主义唯一的不确定，仅仅在于何种形态的激进主义能率先占据主流。而这主要取决于那些社会倾力教育的阶层能否在为时未晚之际，以明智姿态对待其他群体。
起初，我曾打算就激进派内部的分歧、目标与组织方式进行系统性论述。然而，由于时局所迫，我不得不在此停笔，如今这些内容只能留待下期再议。
当下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它使这些重大原则暂时悬而未决，令激进派阵营的共同行动陷入停滞，使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内部产生分歧。无需明言，我所指的正是加拿大问题。
在当今的政治争论中，加拿大事务业已成为衡量帝国良知的试金石。倘若我们自称是一个文明国家，自称以自由、代议制和民主公正为统治原则，那幺我们理应直面一个问题：一旦宪法被授予人民，那幺它便不再是一纸恩赐，而是不可违背的契约。倘若撕毁这一契约，剥夺这一人民的权利，就是比单纯的行政过失更为严重的背信。
近来报纸、议会演讲乃至街头闲谈，都热衷于以「叛乱」、「背叛」、「无知的法裔农民」等词汇形容加拿大人民，仿佛整个帝国都急于在道义与法律上将他们定罪，而不去追问更本质的问题：究竟是谁首先破坏了殖民地的宪政生活？
究竟是谁将自治权利变为空壳，迫使一个民族不得不以最痛苦、也是最绝望的方式表达抗议？
让我们首先假定对加拿大人的指控全部为真：他们是被征服者，他们心怀不满，他们拒绝以英国的利益为唯一标尺衡量自身命运。
即便如此，他们的行为也不过是被征服民族所采取的那种行动。
我们从不会以「叛徒」称呼反抗沙皇暴政的波兰人，也不会将希腊人从奥斯曼人手中争取自由的努力视作犯罪。
然而，同样的道德标准为何在帝国的疆域上，就忽然改变了意义？
难道自由一旦跨过大西洋便瞬间失去了价值，代议制度一旦进入了殖民地便成了可以随意剥夺的权利？
英国在加拿大问题上之所以会遭遇失败，并非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天性好斗或不知感恩，而恰恰是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尊重过他们的自治。
议会一次又一次否决建立加拿大责任政府的法案，殖民地官员通过行政权力绕开民选代表，税收分配与公共资金全都由外来官员主导，在这样的前提下，又要荒唐的指责加拿大的下院效率低下、阻碍治理。
制度倘若被人为阉割，当然会显得屏弱。人民倘若被剥夺权利，自然会显得激烈暴躁。
现今加拿大掀起叛乱，其罪过不在那些举起义旗的被压迫者，而在压迫的制度设计本身。
因此，当某些激情过度的议员呼吁要以绞刑与流放来「给加拿大一个教训」时，我必须指出：他们忘记了文明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的分界线。
我们固然可以凭藉武力强行镇压，但一旦以暴力解决制度矛盾，我们就必须承认：帝国并非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力量优势之上。如此一来，镇压行为反倒会赋予被征服者一种道义荣耀。因为在历史上，凡是以武力对抗暴政的参与者，最终都不会被记作罪犯，而是被视为追求自由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