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过剩人口则会涌入城镇，进一步推升城市贫民的人口规模，恶化下层阶级的生活环境。
这些本该在农村地区平和度过一生的朴实农民，他们将在城市朝不保夕地生活，挤压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他们自身的体质将日渐衰弱，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也将造成社会的进一步动荡。
因此，尽管两党都对近日来发生的北部工业区罢工发出遣责。
但两党的立场显然不同，至少在保守党的阁下们看来，北部工业区罢工简直就是辉格党与皮尔派挟罢工自重。
至于那些参与罢工的工人，则一律都是蠢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拥护正统托利主义的保守党人是赞成工人提高工资的诉求的，但他们坚决反对工人要求废除《谷物法》降低粮食价格的诉求。
因为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认为，即便粮食价格下来了，北部工业区的生活状况也不会转好。相反的，由于粮价降低，反倒会给工业主提供进一步压低工价的空间。
也就是说，这件事到了最后，保守党代表的土地阶级利益确实受损了，但依然无法平息社会动荡，下层阶级的生活依然困苦，反倒会肥了支持辉格党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腰包，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忍受的。
或许有人会说，保守党的阁下们这么想，会不会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确实，他们确实有这种倾向，但架不住1832年的议会改革「珠玉在前」，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议会改革也就是10年前的事，当年土地贵族的让步不止没能让英国走上和谐之路，反倒是在这帮工业资产阶级上位后，把国家搞得愈发动荡。
现如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他们还想把屎盆子往土地的贵族的脑袋上扣，这要再不给你们一点颜色瞧瞧，你们怕是不知道什么叫做诺曼征服了！
而在辉格党那头呢，他们的态度与正统托利们几乎完全镜像，辉格党坚决拥护工人要求废除《谷物法》的诉求，但坚决不认同提高工价的「无理取闹」。
总而言之，两党虽然有些小分歧，但总的来说还是想解决问题了。
当然了，这个分歧的焦点主要体现在：究竟是从你的口袋里掏钱解决问题，还是从我的口袋里掏钱解决问题。
苦一苦你，骂名你也一起背了吧。
堂堂的威斯敏斯特，金碧辉煌的两院大厅内，真可谓虫豸遍地。
当然，这其中也不是没有几个鹤立鸡群的。
班杰明·迪斯雷利，这位才华横溢的英国政坛青年才俊、保守党「青年英格兰」派的领袖，已经是两院当中为数不多，敢于直言镇压措施毫无必要、应当尝试其他手段平息的五人之一了。
事实上，迪斯雷利对宪章派的同情并不是什么秘密，他的好朋友托马斯·邓库姆便是宪章派在下院的发言人，而在1839年宪章派第一次发动请愿和1840年诸多宪章派起义领袖被捕时，迪斯雷利也是少数公开表态抗议政府手段严厉的下院议员。
他当时甚至在下院公开发表演讲，声称：「尽管我不赞同人民宪章，但却同情宪章派。我认为，工人渴望从劳动成果中获得更公平的份额的愿望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很遗憾的发现，这份公平的份额，他们不太可能从《改革法案》赋予选举权的那个阶层手中获得。我向来认为，唯有肩负起伟大责任的人或阶层，才有资格被赋予崇高的地位和权柄。然而，那个被赋予政治地位的新阶级，那个掌握了权力却不愿履行职责的阶层，急于将自身税负降至最低限度，于是便有了《新济贫法》的推出，这令我深感耻辱。」
不过想想也知道，若非迪斯雷利的屁股向来摆得端正，口才也丝毫不逊色于下院最杰出的演说家，我们的班杰明也不可能「霸占」陶尔哈姆莱茨的议席长达10年之久，更不可能成为「青年英格兰」的精神领袖。
尽管在1841年大选后，迪斯雷利成功入阁，如今他在下院也不可能像在野党时期一样随意表态了。
甚至于，在皮尔的命令下，迪斯雷利还硬着头皮在下院为新推出的《关税法案》做了辩护。
但有的人入了阁，便可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譬如贸易委员会主席格莱斯顿先生，可有的人入了阁，却表现得像是没入阁似的，譬如我们的女王陛下政府主计长迪斯雷利先生。
虽然在皮尔上台之初，一度表态新一届内阁将秉持着削减冗余支出的财政紧缩政策，将反腐倡廉摆在政府工作的最高处。
而在1841年，皮尔也勉强算是兑现了他的承诺，迪斯雷利领导的审计办公室横扫白厅各部，甚至一度有了「闻迪阁老亲至，事务官皆不敢夜啼」的趋势。
那时候的迪斯雷利可谓春风得意，在内阁当中，就算不能和不管部大臣威灵顿公爵、
财政大臣古尔本这样的老资历平起平坐，但要压格莱斯顿一头那还是，黑斯廷斯画大饼一轻而易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