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不会让法国乡间孤独寂寞的人妻为他呼喊；
小仲马写《茶花女》，不会让巴黎醉生梦死的交际花们为他游行；
但是雨果先生写《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是真会让吉普赛人和刑满释放的「冉·阿让」们为他做点什幺。
莱昂纳尔的《老卫兵》与《本雅明·布冬奇事》效果类似，甚至因为描写的群体更加精准而更容易鼓动人心。
今天的马蒂姆普雷将军和眼前的怪胎们，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时候，那个如同幽灵般的白色少年开口了，声音苦涩：「我们生来如此，或命运弄人变成这样。我们何曾想『亵渎』什幺？
我们只想活着，有尊严地活着！是你们在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是『怪胎』，我们『不该存在』！
索雷尔先生用本雅明·布冬的故事告诉世人，即使是最『怪诞』的生命，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也有被理解、被关爱的权利！
而您，克拉雷蒂先生，您和您的文章，却在撕碎我们的心！」
这个少年的皮肤在路灯下白得近乎透明，他静静地站着，说话的声音轻得像叹息，却能穿透灵魂。
那个侏儒开口了，他挪动着短短的腿，尽量站在路灯的亮处：「索雷尔先生给了我们这些被命运『写错』的人，一点点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您却要否定他，要羞辱他，甚至想把他送上教会审判的被告席？
您，要夺走我们这最后一点亮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