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阳敏锐地利用了这一点，在审批运往「第23师团弹药补给」的清单时，基于该部队上报的「激战损耗」，在核准数量上，额外增加百分之三到五的「计划战损储备」。
这微小的百分比，在数以万计的弹药基数面前，汇聚成的绝对数量是惊人的。
这些「多出来」的弹药，（主要是三八式步枪，大正十一式轻机枪也就是歪把子，以及九七式手榴弹），会被换上印有「关东军后勤特批」，「诺门罕紧急物资」字样的包装箱，混入正品中一同装车。
同样的手法自然也应用于药品，被服甚至罐头食品。
他签字的理由充分无比，「前线战况激烈，补给线漫长，必须预留充足冗余以应对不测。」
当然除了这些军需物资，对于一些更敏感，更关键的物资，如无线电设备，精密仪器，特种钢材，甚至拆解后的迫击炮部件和炸药，陈阳则采用了更精巧的「混装」策略。
他会指示绝对信任的、安插在关键装卸岗位的同志，将这些东西密封在特制的木箱或铁皮箱内，外部标记则伪装成「坦克备用履带板」，「火炮驻锄」（替换零件），「工程测量器材」等！
这些箱子会被巧妙地放置在军列中运输重型装备的平板车角落，或者混入运送「非急需工程物资」的棚车中。
利用日军各部门之间信息不通畅的弊病，把这些东西偷偷转运到红党或者果党买家手里。
当然，物资上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送达客户手里。
这也是整个计划中最具风险的环节。
陈阳利用其协调的职权，在对北上军列路线进行「优化」时，会刻意规划一些看似合理的「辅助路线」或「临时补给点」。
例如，一列从沈阳出发，满载兵员和弹药的军列，原本应直接经白城抵达阿尔山。
陈阳会在调度命令中注明：「为减轻主干线压力，提高效率，该次列车部分车厢于彰武站进行编组分离，经由通辽线绕行，并于洮南站进行临时补给与检修。」
「洮南」这样的地点，往往就处于活跃的抗日游击区边缘。
当列车按照「命令」在这些站点停靠时，早已伪装成当地劳工，铁路维护人员或者甚至伪满洲国路警的接应人员，便会利用这短暂而「合法」的停靠时间，在夜幕或混乱的掩护下，迅速将标记好的「特殊物资」卸下，转移到早已等候的马车，驴车或直接由人力扛走……
整个过程的时机，对接暗号，转移路线，都经过周密的计算和演练。
完成后，列车会继续它的旅程，调度记录上一切正常，仿佛只是一次普通的战时运输调整。
随着陈阳的操作一次次成功，一条隐形的，高效的补给线悄然成型。
一批批宝贵的物资，穿越了日寇严密封锁的铁路网，如同生命的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华北各地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太行山区的红军总部。
太行山深处，一些部队的弹药储备得到了补充，伤病员因为得到了磺胺等药品而得以挽救，
拆卸的迫击炮被重新组装起来，成为了打击日寇碉堡的利器，甚至还有一些珍贵的润滑油和特种钢材被用于维护和制造武器。
这些补给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力量对比，但在日军残酷的「扫荡」和经济封锁下，无疑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陈阳的行动虽然隐秘，但并非毫无痕迹。
首先察觉到异常的，是梅机关的特务。
他们在对占领区「治安状况」的例行分析中，隐约发现了一些不对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