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身份隔离机制下，在国內天然形成了有券阶层与无券阶层。
当时很多进口商品只能通过外匯券进行购买，在物资並不丰富的年代里，这就使得外匯券实际价值远超面值，黑市溢价高达50%，是80年代的海淘工具。
1994年匯率並轨改革后，软妹幣官方匯率与外匯调剂价合一，外匯兑换券一夜之间便神秘退场，如今成了收藏界的宠儿。
而隨著物资的丰富，原本外匯券作用的第二点，隨著歷史进程的推进而失去意义。
但第一点和第三点，其实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变更过，只不过第一点隱晦了些而已。
第三点，甚至加强了。
因为，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如果你的资產构成只是本幣资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和“一无所有”压根就没有本质上的区別。
本市系统一旦被击穿底线，构架於这个系统之上的所有资產定价体系会全面崩塌。
当初建国之路，一直都是有两个战场的。
一个战场是基於土地，另一个便是基於货幣。
除了有硝烟的战场上解放军战士的英勇无畏、將帅们的卓越指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金融战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毕竟是控制了当初国家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不是什么只会滥发货市的不学无术猪脑之徒，敘事逻辑不能一昧的说敌人的愚蠢。
只能说，我党的策略更高明，制度更先进。
一个冷知识，软妹幣比新中国出现的更早，是1948年。
构成软妹幣的，是发行更早的包括北海幣、东北幣、关东幣、长城幣、晋察冀边幣、
冀南幣、西北农民幣的一揽子边区区域货幣。
常先生的金圆券和我党的软妹幣，这便是一场关於货幣的解放战爭。
短短半年时间，面值500万元的金圆券仅能换取过往1元旧法幣所能购买的商品数量。
金圆券信用缺失，商品供应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必然引发物价升其惨状，和汉斯猫的麵包也没啥区別。
极端的时候，那时的人们是拿金圆券来烧火取暖的。
从现实意义来说，这也算得上是“得道者”与“失道者”的区別。
这种情况下，基於土地的仗打的贏才真的是怪事了。
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常先生在这场货市战爭里並不是输得乾乾净净。
金圆券，至少达成了他撤退筹措贵金属资源的战略目的，將国內的贵金属、外匯储备给搜刮的乾乾净净。
外匯资產、美刀、白银什么的都不说了。
420多吨的黄金，相当於1500万盘司，国家直到2000年经过50年的艰苦奋斗，才恢復到这个数量级別的黄金储备。
这才是当初一穷二白的具体表象，建国时我们的黄金储备號称有30万盘司，实际上估计只有堪堪一半之数。
而且很快便在北边开片打17堂口时得一乾二净，后来都是直接用矿產抵债。
可可托海三號矿，是功勋矿，也是共和国的眼泪。
所以，我们从开始就是一个国外的硬通货极其短缺的国家。
当然这有客观上的因素。
因为从立国之战爆发之后，阿美莉卡就已经带著整个西方国家在方方面面上使得我们基本和国际市场断绝了交流。
我们的应对措施便是严格管制。
黄金开採企业必须將所生產出来的黄金交售给人行，而后由人行將黄金配售给用金单位。
直到1982年社会大眾才重新开始有权力拥有黄金。
而且，大眾拥有黄金的渠道还只是通过商场可以购买到黄金首饰而已。
因为，国家要集中所有的黄金和外匯，用於满足必要的设备进口和必要的技术进口以及必要的原材料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在黄金的问题上是极其严格的进行管制的国家，甚至还有一支专门的部队来负责黄金事宜。
也是为啥国家改开前外匯缺乏的原因。
儘管建国后黄金开採的也不算少，但贸易完全逆差的情况下，要想获得外匯，只能通过卖出贵金属来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