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知道兮兮姐在啊！
微微侧身目光越过吴楚之的肩头，不出意外，他看到了凌婉兮的笑。
她正微笑著看著他，眼神里满是鼓励孔昊勉强的笑了笑。
他也知道，恐怕此时自己脸上的笑估计比哭还难看。
吴楚之靠过去，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怕个屁，记住，你是股东！大不了把他们全部开了！
孔昊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他缓缓抬起头，飞快的环视著会议室一圈。
他想起了高中时，他问吴楚之参加那种辩论赛或者演讲的时候为何从不紧张。
他记得吴楚之这么说过，目光不看他们的眼睛，只看他们的头顶，当他们都是一颗颗萝卜就好孔昊咬了咬牙巴骨，而后深吸了一口气。
都是萝卜！
他清了清嗓子，目光再次与凌婉兮交匯，她的笑容仿佛给了他力量。
好吧，戏台子都搭好了，自己再紧张也没用，孔昊朗声开了口，
“各位同事！关於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和知识分子地位崛起分不开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语，『脑体倒掛”？”
他和吴楚之、秦莞的家庭经歷，对这个现象確实是最有发言权的。
他们的父母，便是如此。
不待大家回答，孔昊自顾自的讲了起来，“『脑体倒掛”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特有的一个名词。
在当时，中青年知识分子收入普遍低於同龄的体力劳动者，其中当初归属中枢的在外央企的工程师的待遇最低。
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区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具有的不同价值，追求劳动者形式上的平等，即结果平等，而忽视了实质平等。
假设有两个初中毕业生，一个马上就参加工作，另一个要读完大学才参加工作。
这样，大学毕业生的工龄比初中毕业生少了7年。
而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本科毕业生的月薪是62元，
工作了7年的初中毕业生铁定是六级工，月薪达77.1元。
这15.1元的工资差距，大学生也许到老也无法赶上。
因为按照当时一刀切式的工资计算办法，工资级別只看工作年限。”
对孔昊这么清楚，吴楚之是一点儿也不奇怪。
因为，这是当初他们父母面临的选择。
五六十年代，每家每户都是有好几个孩子的，一个设计院家属区大院里，通常有数百个同年龄段的孩子。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子承父业的继续做工程师。
在当初的年代.—·
能吃饱饭才是第一位的。
所以，不少人都去做了工人，也有不少人去当了兵。
那会儿，想做工人，还得托关係。
在座的也是经歷了那个脑力劳动如猪狗的年代，自然也心理瞭然。
甚至，没有那一阵的春风到来，他们这群人也没法坐在现在的位置上来进行高谈阔论。
说到底，作为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他们也是这次知识分子崛起的受益者。
“上个世纪80年代，隨著改革开放的深入，生意人的腰包都逐渐鼓起来，个体户、万元户层出不穷。
而知识分子除了每月领取微薄的工资，没有任何能够创造財富的机会。
教授卖烧饼”，『医生摆地摊”的现象成为人们爭相谈论的客观事实。
曾有人算过一笔帐：198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15元，市场售价为0.40元，一天只要卖出100个茶叶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
而从事飞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薪最多不过400元，
“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这是80年代初社会流传相当普遍的一句大白话。
这句大白话，相当形象地描述了那个时代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高於脑力劳动者的脑体倒掛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