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九月份，一方面为了保障至关重要的秋收，稳定新占领区的秩序，另一方面也因为战线拉长需要调整部署，大同军的攻势暂告一段落，双方进入了短暂的停火期。
这段喘息之机，让逃窜至两广地区的南明残余官员和本地的士绅大户，终于从惊惶逃命的混乱中稍稍定下神来。
然而，清醒之后，是更深的绝望。他们知论实力，南明绝无可能抗衡大同军；但相投降，大同社那“均田”、“清算”、“流放”的政策，又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于是他们明知前面是万丈深渊，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闭着眼往下跳，能多活一刻算一刻。打不过大同军，他们也得硬着头皮打。
“国不可一日无君”。要想继续扛起抗同大旗，就必须有一个政治核心。在崇祯帝的子嗣全数被俘后，按照宗法礼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便是逃到广西的桂王朱常瀛，他是明神宗第七子，原封地湖南衡州，后面大同军打到湖广，朱常瀛担心自己被大同社抓去苦力，于是带着全家老小往南逃，搭成了整个南明在西南地区血统最纯正的继承人。
于是在两广总督张镜心、黔国公沐天波以及一众南明遗老遗少的拥戴下，又或者是威胁下，朱常瀛哭着在广西，苍梧县仓促登基，祭告天地宗庙，定年号为“隆武”，称南明隆武政权。
然而，这个仓促建立的朝廷，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了先天不足和致命危机。
首先是经济危机，大同社清洗自身的政策是正大光明，大同社在江南大规模清算士绅、将其举家流放东宁岛的消息早已传开，并且在传播过程中越发恐怖变形，有的说直接装船沉海，有的说丢到荒岛自生自灭。
巨大的恐惧驱使下，江南地区大批未能逃掉的士子、书生、乡绅以及他们的家眷，如同惊弓之鸟，纷纷变卖家产，携金银细软向他们认为尚且“安全”的西南地区涌来。在短短两三个月内，涌入两广的难民数量就超过了五十万之巨！
这些人虽然狼狈，但携带的金银货币却为数不少。突如其来的巨额货币涌入，瞬间冲击了原本经济水平就不高的西南地区、物资生产因战乱受阻的两广地区。物价尤其是粮价，如同脱缰野马般猛涨，短时间内翻了三倍不止！米珠薪桂，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其次，政权内部极其不稳。大同社的强大武力如同悬顶之剑，让许多官员在苍梧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
大量官员选择挂印封金，悄然离去，导致南明朝廷的政令出不了苍梧城，地方治理陷入瘫痪。
如果是太平年月，官员空缺尚可慢慢选补，但在此末世，稍有见识的人都明白此刻做南明的官无异于自寻死路。隆武朝廷空有架子，却几乎无法对地方进行有效统治，整个西南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最后，军事上更是混乱不堪。隆武帝登基后，为重组军队，一方面收拢从各地败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另一方面则不得不依赖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在广西、云南、贵州大量招募土司的军队。黔国公沐天波就从云南带来了大批效忠沐府的土司兵。
这些少数民族士兵确实骁勇善战，但军纪极差。他们来自贫瘠的边陲之地，骤然进入相对富庶的两广城镇，巨大的经济反差和掠夺本性使得他们军纪败坏，骚扰地方、抢劫百姓的事件层出不穷。
西南的百姓苦不堪言，甚至暗中期盼着大同军能早日打过来，结束这混乱的局面。“盼王师”竟成了许多普通百姓的真实心声。
就是这样一个由逃亡宗室、残兵败将、失意士绅、纪律败坏的土司兵拼凑起来的，内部矛盾重重、经济濒临崩溃、治理基本瘫痪的脆弱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勉强支撑着南明的最后旗号，等待着北方即将到来的雷霆风暴。
广西，梧州府，苍梧城。
这里虽被临时定为南明隆武朝廷的“行在”，却丝毫不见帝都气象，反而弥漫着一种末日将至的惶恐与混乱。
街道上，一队来自广西山区的狼兵正肆无忌惮地砸开一家布庄的门板，抢夺着里面的绸缎布匹。店主的哀求和哭喊被士兵们的呵斥与狂笑淹没。四周的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远远看着，眼神中充满了麻木与怨恨。
就在这时，一队约百人的士兵快速跑来，他们装备精良，穿着相对统一的号褂，手中的燧发火枪擦得锃亮，行动间自有法度，与那些散漫的狼兵截然不同。他们迅速包围了街道。
为首的青年将领看着眼前的混乱景象，听着百姓的哀嚎，再感受到四周投来的、那混合着最后一丝期望与更深失望的目光，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正是几社骨干，现任苍梧总兵杜麟征。
“住手！”杜麟征厉声喝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