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闻言一怔,放下茶盏:“朝宗,此言何意,我朝何时要断绝与东吁的粮贸了?”
侯方域叹了口气,脸上尽是苦涩:“虽然没有明令断绝,但今年以来没有海商购买运输我东吁国的粮食,这些粮食堆在仓库发霉。
太冲兄,我东吁如今正大力兴修铁路,所需铁轨、机车、乃至聘请的民朝工匠,大半需用粮食出口换取的外汇来支付。若粮食贸易中断,国库立时枯竭,铁路工程只能停滞,此前投入尽数打了水漂啊!”
他越说越是激动:“不仅如此,贵国那些海商,近年来还将大量价格极其低廉的布,成船成船地运至我东吁倾销。其价格之低,竟比我东吁农妇自家织的土布成本还要低上五成!如今我国内,‘男耕’所得之粮卖不出价钱,‘女织’所得之布无人问津!百姓破产流离者日众,怨声载道,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太冲兄,望您务必代为陈情。”
黄宗羲听到这里,睡意全无,神色变得凝重起来道:“东吁国内,如今究竟是何光景?”
在黄宗羲的追问下,侯方域这才将东吁近两年的困境和盘托出。
自杜麟征等人征服东吁,推行类似民朝早期的“均田”政策后,国内阶级矛盾一度大为缓和。加上当时为躲避民朝境内清算而南逃的大量汉人土司、地主,客观上带去了更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得东吁王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国力蒸蒸日上,处于一个封建王朝的上升期,社会财富稳定增长。这也正是他们有底气效仿民朝修建铁路的原因。
然而,民朝本土近两年终于彻底摆脱了小冰河期最恶劣的气候影响,风调雨顺,加上农业技术持续改进,粮食产量连续两年增幅超过一成!两年累积下来,相当于总产量增加了近三成。以民朝超过十亿亩的耕地基数,这意味着多产出了近五千万石的粮食!
这海量的粮食盈余,首先冲击的就是原本与民朝保持密切粮食贸易的南中及南洋各藩属国。
以往作为大宗商品的粮食,如今在南洋海商的船上,从必不可少的“压舱石”变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甚至因占用舱位而遭嫌弃。
若是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体,这或许只是“谷贱伤农”,尚不至于引发大乱。但关键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早已被民朝强大的商业力量打开了国门,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以民朝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
他们的贵族、豪强乃至官府,很大程度上依赖粮食出口来换取奢侈品、武器和必要的工业品。粮食卖不出价钱,他们的收入锐减,但早已养成的高消费习惯却难以削减,于是便变本加厉地盘剥底层农户,转嫁损失。
与此同时,民朝内部因“战后萧条”而出现的工业品产能过剩,尤其是纺织业,使得商人们为了回笼资金,将大量廉价布匹向周边国家倾销。
这些布匹价格低廉,对南中各国原本就脆弱的家庭手工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男耕”之粮不值钱,“女织”之布无人要,民生立刻陷入困顿。
南中各国首当其冲。东吁十几年来第一次出现了规模不小的农民暴动,虽然被迅速镇压,但已是危险的信号。
黄宗羲听罢,心情沉重。他翌日便利用职务之便,走访了鸿胪寺,询问了来自安南、占城、暹罗等国的使者。
结果发现,情况比侯方域所说的更为严重,这些国家内部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流民激增,土匪蜂起,社会动荡不安。
尤其是在安南,甚至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安南使者正在暗中活动,购买军火以镇压内乱。
黄宗羲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将自己的调查和分析写成详尽的报告,紧急呈送元首府。
刘永看到后,通过鸿胪寺和经济司的情报网络核实后,才骇然发现对民朝而言,这场“战后萧条”或许只是一场小感冒,但对于那些已被绑上民朝经济战车、产业结构单一的周边属国来说,不啻于一场摧毁性的灾难。
整个南中地区,已是烽烟四起,乱象丛生,尤其是安南国,领头起义的阮氏三兄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大同学,编撰了《大同救世经》《大同歌》《大同世界》以均田共富贵为口号,吸引了安南几十万百姓,势力日渐壮大。
倒是更南边的南洋群岛地区,如吕宋,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因主要种植的是橡胶、棕榈油、香料等经济作物,与民朝的粮食产出并无直接冲突,在萧条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虽然利润有所下滑,但根基未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