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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除了对“物质崇拜”“亲情异化”“边缘人群”的关注以外《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探讨了一个非常复杂问题——那就是“身份的赋予与剥夺”。

在整篇小说当中,“小杨”始终处于身份被剥夺的状态:

4岁时,他的“妈妈”就抛弃了他,于是他作为“儿子”的身份就被剥夺了。

17岁时,他的一颗肾脏被卖掉了,于是他作为健全人的身份被剥夺了。

19岁时,他的外婆死了,舅舅也并不在乎他,于是他的家庭身份彻底被剥夺了。

接着他卖掉了身份证,象征着他将彻底被赶出正常社会,几乎不可能再回归。

他把唯一的机会放在了“找回母亲”“融入新家庭”这件事上,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赌博——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赌输了。

于是他幻想中的最后防线——作为“儿子”“哥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也彻底被粉碎了。

“小杨”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被剥夺的每一重身份,都是在混混沌沌的状态下完成的。唯一一次目标清晰、行动果断、内心愉悦的就是卖身份证。

他甚至等不及去做一天两天的日结来攒这少少的一百多块钱。

他像一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人一样被突然降临的亲情冲昏了头脑,一天都不愿意多等,如飞蛾扑火,最终被烧成了灰烬。

余华道:“是啊,不提他的名字,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名字叫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没有人在乎他的名字是什么,只有一个又一个代表轻蔑和敷衍的代号。

哪怕是在他那个妈妈那里,他也是毛毛……一个任人摆布的婴儿。”

苏童叹了口气道:“张潮年纪不大啊,日子也顺风顺水的,怎么就想到这么多阴暗的东西。”

余华也道:“是啊。并不是只有在特殊年代才会产生那些极端的人性异化,在一个看似平静,甚至十分繁荣的社会当中,同样会滋生出极端的人性异化。”

苏童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瞥了余华一眼,问道:“有想法了?”

余华点点头,没有隐瞒,直接答道:“有。我和张潮说了,学校这边的事情一忙完就去深圳。他说在深圳给我留了房子,去了就住那儿。”

苏童闻言呵呵笑道:“那介不介意多一个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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