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十二月十九日之后，仍然有城外村落的党项人前来领粮，却被遗憾的告知，本月赈济发放完毕，请待下月。
经事后统算，白马院三天内共计放出青稞、黍米各八十余石，盐三百七十多斤，赈济人数七千四百余人。
赵然抽调经堂中功课优异的几位道士，成立了一个写作组，专门撰写两份报告。其一是李彦思、强雄涉嫌谋反叛乱的报告，其二是向红原百姓发放赈济的报告。
袁灏再次推迟了亲自巡查土地丈量工作的出发日期，主动请缨，将两篇公文的写作任务揽到手中。经过两天没日没夜的努力，袁灏将成型的两篇公文交到了赵然手中。
论文采和语句的老辣，赵然自问远远赶不上袁灏，看完之后深表佩服。
赵然尤其注意到，在这两篇公文中，袁灏都有意无意的将责任往前任方丈曾致礼头上扣。他隐晦的指出，是因为曾致礼的不作为，令李彦思等党项头人的叛乱意愿逐渐成长，并导致李彦思等人完成了粮食的积储和兵甲的整备；更是因为曾致礼的纵容，导致了红原党项人和汉民之间严重的对立情绪，以致红原的布道事务和民治事务始终未能走上正轨。
赵然本来一直在考虑，是否提交一篇参劾曾致礼的疏文，他相信，只要自己弹劾曾致礼，又有那么多铁证如山，应该能令曾致礼灰头土脸一把的。
但弹劾时应该怎么措辞，赵然还没想好，因为弹劾曾致礼，势必要牵连到袁灏及白马院的三都，乃至八大执事，其中的分寸，很不好拿捏。
袁灏这两篇文章交上来，等于解了赵然的难处。这两篇不是参劾的参劾，既将曾致礼的错误说得一清二楚，又没有牵连到白马院其他同道，同时还避免了赵然“后任参劾前任”的恶名坐实——虽说赵然并不惧怕这种恶名，相信足够曾致礼喝一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