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哈同可不一定信任他，不见得租给他一个‘投机者’。
此时流行这样一首歌谣，唱道：“哈同，哈同，与众不同。看守门户，省吃俭用；攒钱铺路，造福大众。筑路，筑路，财源亨通。”
南鲸路上的这块地皮，哈同早年购下时，仅了14万余两白银。但上海滩家喻户晓，要从哈同手里挖出一块肉来，等于虎口拔牙。
程子康闻言后，当即果断的说道：“好，我先安排人调查和分析这个项目，再由我们总部定夺投资与否。如果此事可行，一定邀请你们长江地产作为顾问，给你们该得的那一笔顾问费。”
他此时正是雄心壮志，这个项目又如此不错，自然很是高兴去投资。
“好”
陈光良也想借助程子康和金城银行的势，不仅赚一点顾问费，也踏入高端地产的领域，甚至加深和金城银行的合作。
其实这个项目，如果他找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谈，基本上是希望不大的，因为人家未必看得上。
反观，陈光良找上金城银行的程子康，这个‘北方银行’急需在沪市打开更大的局面，以及程子康的心态等因素，成功的希望很大。
当然，这个项目前世被大陆银行的谈荔孙，给做砸了，让大陆银行亏损上百万。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亏损项目’！
陈光良还介绍给程子康，原因有三：
第一，他要收顾问费和宝贵经验，将来亏损至少也是1937年后，与他无太大的关系；
第二，这个项目提前两年时间启动，必定可以在1932年‘第一次淞沪战争’前投入运营，所以起码一开始成功很大；而世界经济大萧条是1933年才传到沪市，所以也问题不大。
第三，‘购物中心’这个理念诞生，未必不能对先施、永安等南鲸路的‘四大百货’，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许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
总结起来，利用程子康和金城银行，来达到长江地产的经验和利润，陈光良一定是要推动金城银行来做这件事的。
原本陈光良还想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利用‘幸福家园’的模式，将这座大楼‘预售’出去，将风险转嫁给投资者。
但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太多，风险也太大了，陈光良最终可能赔上一笔；后续的麻烦，也不是他能处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