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圣王所制”、“著之典礼”为依据，主张维持既有制度，不宜轻易增设丞相。
他更是以“忧深责重”、“功不足论”等言辞，极力表明自己谦逊、忠诚的心迹，推辞丞相职务。
并申明如果自己对于这种“违制”之事“不固争”，将会招致天下人的非议，有损朝廷声誉。
乍一看这奏疏里面满满的都是对于曹魏政权的忠心耿耿，以及谦逊克己。
言辞恳切，引经据典，一副为国为民绝不恋栈权位的忠臣模样。
但比较尴尬的是这本书的成书时间，恰恰是在高平陵之变之后。
彼时，司马懿已然诛杀曹爽，彻底掌控了曹魏大权。
在此背景下写下这篇推辞丞相的奏疏，其真实意图绝非表面上的谦让，而是为了应对曹魏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剧烈调整，避免过早暴露全部野心，以退为进，安抚人心，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作为顶级政治家的隐忍与策略。
所以这篇文采斐然、却充满政治算计的奏疏在司马氏正式篡魏立晋之后，就被小心地封存于皇家内库。
以免流传出去，被后来的史家和文人……细细品味乃至嘲讽其虚伪。
而梁王手中这卷抄录的竹简，边缘已经被摩擦得异常光滑温润，竹片泛着深沉的包浆，一看就是被主人经常翻阅细细揣摩的样子。
可见，有些人的野心以及实现野心的方式，也是一脉相承的。
梁王固然没有像楚王和汝南王那般一直与洛阳中枢的权臣，或是宫中的外戚势力勾勾搭搭，动静颇大。
但他在暗中布下的棋子，进行的谋划也绝不在少数，只是更为隐蔽，更得其先祖“静水流深”的真味。
说来，整个司马家的王爷都挺有意思的，分封在北方重镇的这几个似乎骨子里都继承了那么一点“似出未出”的野心。
也都有样学样地，模仿着老祖宗司马懿的样子，假模假样地玩着“隐忍”的把戏。
然后又不约而同的在各自的封地里积蓄力量，窥伺着洛阳的方向。
宫城里的那位皇帝陛下想来也是够头疼的，躲在深宫里练了几十年的丹，长生还没求到，身边的兄弟们倒是各个“蓬勃发展”起来了。
暗流汹涌，真不知这炉中的丹药，能否压得住这司马家代代相传的“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