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知名电影在全世界都能吃的开，是因为整个世界受欧美文化影响很深。且电影主要市场的欧洲和北美等地，他们大部分都是昂撒人。”
刘一民向张义谋讲述其中的区别，拿到奖只是获得了评奖委员会的认可，但并不等于获得了市场和观众的认可。
张义谋沮丧地说道：“刘教授，您可能对我并不了解。我喜欢能表现民族性的作品，我喜欢视角向下，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且在电影里展现出中华文化和民俗，以及对某些问题展开批判。这样看来，我拍的电影很难获得国际观众的认同。”
刘一民跟张义谋探讨了一下国际热销电影具有的共通点、商业片和文艺片的区别、能挣钱的文艺片和低利润的文艺片。
“文艺片和商业片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
张义谋说道：“仔细一想还真是，《绿皮书》就是一部文艺片，但并不妨碍它在全世界大卖。”
“你还年轻，电影风格是在慢慢探索的。就算我告诉你怎么拍能在国外挣外汇，你也不一定愿意去拍。为什么《忠犬八公》《一个人的朝圣》我选择黄祖默导演来拍，是因为他的拍摄风格比较合我的口味。”刘一民切开冰镇好的西瓜递给张义谋。
张义谋接过西瓜叹了一口气：“刘教授，您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压力非常大。我接了一部戏，叫做《红高粱》，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当导演。西影厂上下反对声很大，是吴厂长力排众议。”
说完张义谋猛地咬了一口西瓜，涨红着脸说道：“这部电影要是拍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当导演！”
《红高粱》这部电影拍好之后，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在获奖的背后还有一次曲折的故事，本来国内想要报陈大导的《孩子王》，可是陈大导一心想要拿戛纳金棕榈奖。
最后电影部门无奈把《红高粱》报了上去，没想到成了一匹黑马。
“刘教授，我要是能拍好，您以后的剧本能不能考虑我？”张义谋忽然问道。
似乎是又觉得自己太过唐突，于是赶紧说道：“考虑一下西影厂也行，其实您不知道，现在西影厂的创作环境非常宽松，导演积极性很高。
来的时候，吴导特意嘱咐我，《上帝的签证》这本书能不能给西影厂来拍，这是吴导给您的信。”
张义谋从包里将信递给了刘一民，这家伙也够鸡贼的，先讲明自己想拍，再提吴天明的事儿。
在看信的时候，朱霖跟张义谋聊了起来，两人讲述话剧导演和电影导演的不同。
吴天明在信里边表示对刘一民剧本的渴望，另一方面还搬出了陆遥，讲当时跟陆遥合作拍《人生》时，两人对于陆遥作品的推崇。
刘一民看完之后将信件收了起来：“麻烦你回去跟吴导说一下，这剧本已经有去处了，西影厂的导演不太适合。”
“有去处了？”张义谋的笑容立即僵在了脸上。
刘一民说道：“对，以后有机会再合作。”
“您给哪个电影厂了？”张义谋遗憾地拍着大腿。
“没有，我准备交给外国导演拍摄。”
“为什么？这不是咱们中国的故事吗？难道咱们中国的导演拍不好？”张义谋追问道。
“这倒不是，但是这作品我要的是国际影响力。如果只有咱们自己人看，倒是没什么意思了。不知道你是否明白？”刘一民说道。
张义谋擦了擦手上的西瓜汁：“这次倒是没能完成吴厂交代的任务。
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剧本，真是遗憾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