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所有部门，」黄佳才转过身，「我们要启动应急预案，协调增加产能，预留一部分用于紧急治疗；法律团队准备好应对各国不同的紧急使用审批条款。」
「那普惠框架呢？」助理担忧地问，「如果这些有资源的人插队，普通患者会不会被挤到后面？」
黄佳才沉默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医疗资源有限，优先权给谁，本身就是伦理难题。
他最终说，「医疗评估完全基于病情危重程度，不考虑患者身份；如果启动紧急审批，该患者所在国的普惠通道必须同步开放。我们不能让特权成为特例，而要让它成为打破壁垒的锤子。但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惠普方案会更快推广。」
在锐行忙碌应对的同时，世界各大医药巨头的总部里，高管们正陷入一种复杂的情绪：震惊、错愕，以及深深的无力感。
施耐德看着EMA刚刚发布的「紧急使用授权」公告，眉头紧锁。
公告显示，在「特殊人道主义情况下」，EMA将允许K疗法在完成全部三期临床前，有限制地用于危重患者。
而这个「特殊情况」的推动者，是三位欧洲议会议员、两位王室成员，以及一个由欧洲商界领袖组成的非正式联盟。
「我们花了几个月游说，设计数据安全框架，谈判合作条款。」施耐德对会议室里的高管们说，「而他们，只用了一周，就推开了大门。」
一位副总裁苦笑：「因为我们是在做生意，他们是在救命。这两种动力，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而且他们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
同样的一幕发生在纽约，汤普森刚刚挂断华盛顿朋友的电话，得知FDA很可能在下周发布类似的紧急授权。
「是谁在推动？」他问。
「参议员沃克、硅谷的马库·雷诺兹、还有……华尔街的几个人。他们组成了一个肿瘤患者家属联盟，每天在社交媒体上更新家人的病情进展，阅读量已经超过三十亿次。」
汤普森摇头：「我们还在讨论授权费用比例，他们已经在改写游戏规则了。」
最尴尬的或许是那些原本想用审批作为筹码的公司，法国的杜邦原本计划在下次谈判中提出：「我们可以帮助推动EMA审批，但需要更优惠的条款。」现在，审批自己推动了，他的筹码消失了。
「我们被边缘化了。」杜邦在内部会议上承认，「患者和家属自己组织起来了，他们不需要我们作为中间人。锐行也不需要，现在各国监管部门迫于压力主动开门，锐行和K疗法可以直接进入市场。」
「那我们怎幺办？」
「重新定位。」杜邦说，「如果当不了守门人，就当服务商，锐行需要生产、需要物流、需要本地化支持，这些我们还能做，只是利润空间可能没我们想像的那幺大了。」
「有时候，妥协也是一种胜利。」
全球医药行业的权力格局，在一周内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巨头突然发现，在这个新时代最重要的资源不再是审批渠道，不再是医生关系网，甚至不再是销售团队，而是患者的信任，一款真正能够救命的药。
而这份信任，锐行通过里高扬的案例，已经赢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