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维扬说：“但在特殊环境下，有些人已经没有人性了。”
“不，”姜文摆手道，“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只不过被什么东西隐藏了。就像片中的屋小三郎。他刚开始一心求死，这就是违反人性的，是战争洗脑的结果, 后来的贪生怕死和恩将仇报, 那才是真正的人性。”
“同意，”宋维扬点头说，“但我讲的美化日军, 是这部片子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对。如果放在1940年到1943年之间，我是信服的，1944年就很有问题了。”
姜文啃着包子道：“你继续说。”
宋维扬道：“电影一开场就展示‘亲善’，而且地点发生在华北地区，这确实真的存在过。日军为了长久统治，甚至还在华北搞过农村合作社，提供低息贷款给农民买种子、化肥，帮助农民兴修水利工程等等。按照日军的政策，华北农民甚至连打井，都可以向合作社申请‘井贷’。”
“还有这种事？”马巍都非常惊讶。
姜文笑道：“农民恐怕拿不到钱吧。”
宋维扬说：“不错，农民一分钱都见不到，这些钱直接被伪政府、伪军、新民会贪污了，连基层保甲长都没机会克扣。而且农民加入合作社，还必须缴3块钱会费，华北连年大灾，农民哪里还拿得出钱？只能被逼着卖儿卖女。也就是说，日军所谓的亲善政策，成了伪政府的残民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