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老调重弹了，邓同志说道：
“好，我记下来了！”
方言看了下他的医案说道：
“另外，您每天午休必须保证30分钟平躺，您肝气郁结的根源就是长期熬夜……所里要是没床位，我给您开证明申请行军床！”
邓同志说道：
“那不用，我有自己的寝室。”
“我到时候躺半个小时就行了。”
方言把叮嘱也写到了医案上面，该说的自己都说了，接下来他对邓同志说道：
“好了，大概就是这些了。”
邓同志悄悄松了一口气，眼前这个小年轻看病真是他见过最负责的。
检查的时候巴不得把全身都检查一遍，叮嘱也是一副要管到底的样子。
他心想难怪不得能够达成百分百治愈率。
这么复杂治愈率能不高嘛？
有这严谨的程度不亚于搞实验数据。
“老朱，该你了！”他站起身，对着一旁的朱同志说道，颇有几分终于完事儿的轻松。
朱同志闻言，来到了方言面前诊台前坐下。
这位因为谢顶，看起来比邓同志还要老一些，但其实他和邓同志是同年出生的，甚至还要小几个月。
1924年12月25日，他出生在湖北宜昌一户邮政局职员家中。
他在求学过程中经历多次转学，1941年高中毕业，因疟疾错过高考，后同时被国立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物理专业录取，选择国立中央大学，读一年后考入西南联大。
1945年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留校任见习助教。这年他不到21岁。
1946年，21岁的他，作为吴大猷教授助手去美国学习原子弹研制技术，因美方限制，进密歇根大学核物理专业深造。
1949年，24岁的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而他在在校期间，担任多个学生组织职务，就是在这时候，他展现出了不一样天赋，既擅长科研，同时也擅长人际关系和组织管理。
1950年4月，25岁的他，回国到北大就职。
1952年4月- 1953年1月，他作为高级英语翻译赴朝鲜参加“板门店谈判”，这年他27岁。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物理系代系主任、教授，参与组建物理系。
1955年调回北大继续为国家培养原子能专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