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有些人关注到了这种现象，纷纷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以王濛写过的那篇发表在《文艺报》的评论最为出名。
而后《大公报》的记者采访了当今的作协主席巴老——他因为伤病在家休养。所以这段“文学评论”是以对话的形式，记载到了《大公报》上面。
在这份中国传媒史最早的报纸之一上，记者问：“伤痕文学似乎在失去关注度，您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
“注意到了。”
“您怎么评价它？”
“‘伤痕文学’有存在的必要，一开始它出来的时候，大家批评它，说这些作品难免让人伤悲，我当时支持了伤痕文学，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向前走，向前看就忘记了过去的伤口，让伤口化脓。”
“那您现在还支持伤痕文学吗？”
“这不是由我来支持与否的问题。今天大家更愿意看其他的文章，说明已经确实向前看了。同样的东西，在不同年代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观看了《雷雨》在沪的几次演出，四十年代时，人们都批判封建大家长的权威；建国之后，大家更多的注意到了剧中的阶级关系；而今年《雷雨》的电影上映，我发现年轻人们竟开始关注其中的爱情，演员的样貌……这是否是好的事情呢？新来的人有自己的追求，这大概是好的吧。”
“您知道‘余切’这个作家吗？”
巴老笑道：“我是蓉城人，我认识他老师，你说我知不知道余切呢？”
“您怎么评价这些新的作家？”
“人们常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我认为新的来了，你才知道旧的已经去了……余切可能是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