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改变这里———哦，说改变太狂妄了，影响吧。我希望没有白来过。”
“——向余切同志学习。”有人忽然提议。
所有人便重复道：“向余切同志学习。”
这句口號余切已经听得耳朵起茧，现在却还是有些震撼。这是来自於他人的震撼。
舒尔茨在中国受到很热烈的欢迎。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但舒尔茨受到的追捧一点儿也不逊色於几年前。舒尔茨的同事也获得82年的诺奖，並且这一帮人在智利搞的“治癒经济的良方”在表面上確实显著。
智利这个国家的实际工资在下降，失业率攀升，但名义经济確实得到增长，通货膨胀也控制住了。
以毒攻毒好过啥用也没有。
余切受到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欢迎是有原因的。这几十年，文学在拉美世界大规模泛滥，“芝加哥弟子们”也在拉美世界泛滥。
这帮人四处出征，专门替人开药方。舒尔茨受邀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在这里，他却讲了几句真心话：
“我曾研究过鲁省的小农经济，和一般人认为的愚笨，粗糙不同；我发现这里的农民，已经把土地伺候得无以復加，就算是最厉害的农业专家，在相同条件下，也不能取得比农民高一些的產量任何形式上的改变都不一定能取得更好效果。
“於是，我意识到教育投资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人们不需要成为大师级人物，劳动和实践会促使他们在自己领域变成最专业的人，这方面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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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舒尔茨说了很多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接著话锋一转，就像是免责声明一样：
“但是，中国有句话，任何事情的认知，都要从实践中来。”
“我看到美国现在最流行的小说《地铁》，那也是那位作家，接触过印第安人，在波士顿旅居后，又结合了自己童年的记忆写出来的在经过前几年的成功后，智利已经再次陷入到经济上的滯胀。”
“为什么？”
“因为疗效只是暂时的，使人们获得时间上的喘息，最终到底如何，还是要靠智利人去努力。”
当初访美的许多人都在台下。也包括余切。
余切总觉舒尔茨这人看了自己一眼。
难道是舒尔茨知道余切在写论文？
林一夫也觉得舒尔茨在看自己，作为一个“洋弟子”，又是关门弟子，林一夫被寄予厚望。他认为这是舒尔茨希望他“本土化芝加哥学派”的祝愿。
舒尔茨的话得到雷鸣般的掌声。
这个老头將搭建起学界的桥樑，促使更多的国內学者到美国访问和学习。
之后，舒尔茨在科研所指导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京城游山玩水。去年的7月份，义大利片子《末代皇帝》在中国进行实际拍摄，这片子筹备的很久，但拍摄时期大概为八个月。
如今已经到拍摄末尾。
在首都的外国人们自己有一个社交圈，新加入的舒尔茨在其中鼎鼎大名，受邀参加在华外国人的聚会，舒尔茨可以玩的很开心。
剧组频繁谈到一个叫余切的人。这次不是因为余切的小说了，而是因为一个叫尊龙的演员，长相和余切有些相似。
而且，这个外表柔弱，而內心十分刚毅，又嚮往母国的男演员一直以“中国作家有个余切”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