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科之前的财政收入, 当然是经营走私生意，这中间的利润虽然非常巨大, 可是销也大, 其中用来打通各种关节，收买中日双方的高层, 以及参与经营活动的人员薪酬等等，一系列的相应投入和损耗也是占了很大一部分，还承担相应的风险。
可是印制中储币就不一样了，中间几乎没有任何损耗和投入, 投入的不过是些原材料的成本，在印钞车间走一趟, 转眼间就成了真金白银的流通钞票, 再借助藤原会社铺设在华东和华中各地，庞大的商业网络, 就可以轻松地散发出去，可以说, 绝对称得上是真正的一本万利！
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印制中储币的收入占据情报科财政收入的比例会越来越大，甚至是数倍于走私生意，这让宁志恒不得不把这项工作放在了首位。
霍越泽也是知道这一点, 当即点头道：“请您放心，我已经调集了所有的情报和行动力量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一定保证安全无虑。”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 南京中央储备银行如期建立, 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也在上海正式营业。
周福山作为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 再次来到上海, 开始游说各方，并下令上海市区内的商行，百货，各大贸易公司，必须强制接受中储币，胆敢违抗者立即抓捕，严厉制裁。
这一铁腕手段收效不错，中储币开始逐渐进入上海市场，可是正如之前预料的那样，上海的金融界对中储币的发行都持否定态度，坚决抵制。
就在南京中央储备银行成立的第二天，上海租界的各大报纸均发表声明, 号召工商各界拥护法币，各行各业拒收中储币。
上海的银行，钱业两大公会一致决议, 坚决拒绝与南京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来往，一时间，上海金融界能否接受中储券，就成为其能否最大限度顺利推广的风向标。
周福山使尽浑身解数，可是最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于是他把矛头直指重庆政府的四大银行，向这四大银行提出兑换中储券，建立开户往来的要求。
这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重庆政府四大银行立场明确的拒绝了这个要求，周福山大为不满，马上通过日本军方力量，强制要求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退出上海金融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