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的,在之前的老破旧房修缮工作中,我们队员发现好些市民家里,烧饭的灶头挤在过道里,烟熏火燎。上个茅房,要裹着袄跑老远,冻得哆嗦不说,那份难堪实在不是滋味。”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各位领导。
今天这场会议很适合表决建筑大队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因为今天开会的除了市里领导,还有城建局、房管局、民政局、工建委、各街道办的有关人员等等,凑齐了建筑大队后续工作要打交道的大部分部门。
他继续说:“尤其是一些军烈属家庭、光荣之家、劳动先进个人家庭,还是几代人挤在巴掌大地方的,做饭、如厕,是每天的头等难事。”
“于是我们大队的大队长陈井底召集中小队长们开会合计,大家伙儿都憋着一股劲,想为老百姓实实在在解决这个难题。”
“工钱,我们一分不要,我们的队员写了请愿书,情愿义务劳动,只求一个为自己街坊邻居们、军烈属家庭们解决这些生活难题。”
“但光靠我们这些人还干不了这份工作,所以恳请市里能给我们提供些砖头、水泥、砂石、必要的管道材料。剩下的事,我们建筑大队包了!”
他说完后,郑国栋将请愿书交给了韩兆新,饶有兴趣的看着他问:
“我的理解是,你们义务出工,通过市里各相关单位供应材料,然后对一些居住生活条件困难的家庭住所做个改造。”
“队员们想让街坊邻居们能在自己屋里,或者屋门口,清清静静、暖暖和和地做顿饭,上个茅厕,对吧?”
钱进点点头:“对,我们队员认为,咱市民可以更体面的生活,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家庭,经过我们大队改造,他们的生活可以更有尊严一些。”
下面的几位领导顿时就要说话,但一二把手没有发表意见,他们也不好妄谈见解。
这样他们便看向了郑国栋和韩兆新。
郑国栋此时跟韩兆新凑在一起咬耳朵,两人低声聊了几句,互相交换了眼神,然后表情严肃起来:
“来吧,各位同志,对于这个提议,你们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
“现在是开会讨论嘛,大家发挥民主精神,各抒己见。”
财政口的邓伟民头发白,眉头皱得很紧。
他率先开口,语气里带着难以置信:“你们一分钱不要?义务劳动?”
“钱进同志,我知道你们建筑大队觉悟高,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活计,是长年累月要干的事!”
“义务劳动?这热情能维持多久?队员们也要养家糊口啊!”
“再说了,材料也是要钱的,从改革开放开始,方方面面都要钱,市里现在财政是有些紧张的。”
“邓局长的顾虑很实际。”城建口的李国富跟着说话。
“钱主任的想法是好的,为民服务嘛,精神可嘉。但这涉及城市整体规划和资源调配,不那么好办,你看我有几个问题。”
“材料从哪里来?用量怎么估算?改造的标准怎么定?是统一标准还是因地制宜?还有,施工的安全、质量谁来保证?”
“这都不是光靠一腔热情就能解决的,万一出了纰漏,好心办了坏事,责任谁担?”
钱进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点头。
人家压根没找他要答案,人家就是要否定这件事而已,所以他还不如别说话。
这年头的官场是一把手负责制,真正能一锤定音的是郑国栋和韩兆新两人。
所以真要回答这些问题的反而是这两人。
难堪的沉默中,房管单位的领导王卫咳嗽一声又接过话茬。
他手里拿着一沓厚厚的文件,指关节敲了敲桌面:“老李说的规划问题很关键,其实还有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产权!”
“这次可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要给私人家里加建厨房厕所了吧?怎么搭建、对哪里改造?哪怕是在院子里、楼顶上搭个小偏厦,这算不算违章建筑?”
“产权归属怎么算?以后要是涉及到拆迁或者房屋买卖,这些添附物怎么处理?这都是绕不开的硬骨头。不能光想着干好事,把后面的麻烦都留给老百姓和政府!”
现在商品房开始频频见报,违章建筑和老城拆迁等相关报道也多了起来。
去年的1980年,是国内房地产发展的元年。
这一年4月,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售公房,调整租金,提倡建议个人建房买房”的设想,第一次把房子定义为商品,拉开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序幕。
由此开始,中国房地产正式成为了一个产业,开始了缓慢的种子发芽阶段。
但是,不管城建还是房产管理等部门,他们都是相关责任人,了解的内幕消息要比老百姓多的多也早的早。
他们知道国家将要通过拆迁返还的方式来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也知道这会遭遇多少难题。
所以王卫才会说‘不要把后面的麻烦都留给老百姓和政府’,这是实事。
工作涉及到房产,那就是很复杂的工作,必须得考虑的全面才行。
三位相关部门负责人全持否定意见,会议室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钱进还是沉默。
其实……
他并没有很想通过这份请愿书。
因为他的眼界跟队员们不一样,队员们只想继续干活,在他们看来,只要自己干活了,那么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拿工资、拿福利。
至于他们想要义务劳动,怎么为突击总队获取收益?
这事不用他们管。
是钱进这样的大领导来管。
而按照钱进的意思,这事可以办,但不应该是当义务劳动来办。
因为他知道八十年代私人找建筑队修房子、改造房子、装修房子乃至盖房子是一个热潮,市民们家里没有厕所没有厨房?他们想要增设出这样的功能间来?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