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先生拧着眉头说道。
实际上，哪怕心中不喜，他也不好说陆北顾这篇文章文采不好。
因为「可载舟于激险，必覆舟于平川」以及「六国在，则首级可索于外；天下定，则祸患反生于内」这种文字质感极佳且气势极为磅礴的句子，都是明摆在眼前的。
不管多不要脸的人，都没法睁着眼睛说瞎话。
所以，只能从论调来攻击。
「六国破灭，弊在赂秦，此乃自西汉贾谊《过秦论》开始便有的公论他却另辟蹊径，大谈制度之弊，甚至隐约推崇秦制，未免有哗众取宠之嫌。」
马上有人反驳道：「此言差矣！」
「文章贵在合适之新意，若人人皆如《过秦论》一般言赂秦之弊，岂非陈词滥调？况且这文章里面也没有推崇秦制，陆生只是从制度入手，剖析六国何以不能变法自强，秦国又为何因不能再次调整制度而灭亡，所言正是切中要害，理据极为完整。」
说到这里，他们争执的其实已经不是陆北顾这篇《六国论》的事情了。
「要我说，这话荒谬！」一位身着靛蓝直裰的先生很不满，「六国败亡分明是合纵之失，与制度何干？」
「制度若是没关系，那为何」
几位先生不约而同望向东北方向——那里是开封所在的方位。
十二年前的庆历新政，虽如昙花一现，却在士大夫群体中留下了深深的裂痕，有人支持新政，自然就有人反对新政。
文中那句「视变法若睹洪灾」，何尝不是暗讽当下？
而随着范仲淹的离世，这场大宋部分有识士大夫企图拯救危局的行动，也成了许多人心里永远的遗憾，或者说伤痛。
正因如此，当「是否应该根据时局需要来进行制度变革」这个话题被提出时，才会引发如此之大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