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引汉武帝的货币政策为例，直接点出「度」的失衡是导致政策失败、加剧社会矛盾的关键。
这与他之前读过陆北顾《六国论》里的说法隐隐呼应，却更深入地结合了历史实例。
显然，苏洵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他懂得如何学习别人的优点，尤其是从那些他认为「值得学习的作品」里去汲取精华。
「王莽新政。」苏洵语调微沉，「其改制币制，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花样百出，朝令夕改。其心或欲复古、或欲均利，然法度繁苛，民不识用，反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奸伪丛生！何也？不通『变』之大道！」
「变通之道，贵在『因时制宜，简而可行』。王莽泥古不化，妄图以繁杂之制逆时势人心，犹如以朽索御奔马，焉有不败之理？此乃『通变』之失其本！」
他将王莽作为反面教材，痛斥其改革脱离实际、制度繁杂、缺乏可行性的根本错误，精准地扣住了「通变之道」的要害这番分析不仅停留在现象，更深入到了政策制定者的心理和时代背景。
苏洵的声音渐渐拔高：「及至魏晋南北朝，钱法混乱更甚。劣钱充斥如鹅眼、??环，民不堪命，竟有『以物易物，钱帛不行』之景！朝廷铸钱，竟成掠民之具！此非钱荒，实乃『政荒』！吏治不清，法度不明，纵有良币，亦如明珠投暗。故钱荒之根，深植于吏治之腐朽，法度之松弛！」
他将钱荒问题直接指向吏治这个核心根源，「政荒」二字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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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何尝不是在意指如今铁钱横行的四川呢？
这已不仅是史论，更是对大宋现状的反思。
苏洵的特点就是如此，其文风雄奇高古，具有雄辩之风，往往观点明确，析理深透，语言犀利，结构谨严，议论文往往直接针对大宋社会的现实而作。
可以说苏洵别的不行，但就「议论文」这块，水平确实当世顶尖，放到历史长河中来看，也足有一席之地。
最后，苏洵总结道：「观古鉴今，钱荒之弊，症结有三：一在权柄操切失『度』，二在通变之法失『简』与『实』，三在吏治不清致『政荒』。今之困局，岂非重蹈覆辙之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