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猛地一拍大腿，仿佛被点醒了什幺。
在苏轼看来，将治国比作医人，将刑赏比作「针砭」，而将根本的治理比作「汤药」，这比喻不仅新颖，更蕴含着对「专恃刑赏」的否定！
此时的苏轼，隐约感觉到，这篇文章所蕴含的颠覆性力量，远超他的想像。
他仿佛看到了一把开山巨斧，正劈向千年治术的根基！
「夫察病源者，贵在悉时势人心之由。昔商君徙木示信，法行如矢，然不究秦俗贪戾之原，徒以峻法迫民，虽强于一时，终民心离尽，此知法而昧本，忠失其厚也。」
第三段，陆北顾并未止步于批判，而是精准地剖析了弊病的根源，那就是在于统治者「不究本源」的施政思维。
他举商鞅徙木立信、法令森严却最终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的经典案例，深刻指出不探究民风贪戾的深层原因，只知用严刑峻法去强行压制，这就是典型的「知法而昧本」！
章衡文中也论及秦法之失，但陆北顾此论，将批判的矛头从「法」本身，精准指向了「不究本源」的施政思维，立意显然更深一层。
林希的脸色已经由难看转为苍白，他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犀利文风，在陆北顾此等洞穿本质的剖析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子曰『听讼，吾犹人，必也使无讼乎』，刑赏非务宽纵，贵在施治得中，使峻剂不伤本元，缓药不滋痼疾，斯为至矣。」
而在犀利批判之后，陆北顾在第四段里，亮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
他引用孔子「必也使无讼乎」的至高理想，明确指出「忠厚」的真谛并非简单的宽纵，而在于「施治得中」。
就如同良医用药，猛药不能伤及根本，缓药也不能滋养顽疾。
这个「中」，并非折中调和，而是精准把握「本元」与「手段」的平衡点，是达成「无讼」理想的关键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