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本奏疏，从夏君夷民开始说起，夏人为君上，夷人为庶民。《逸周书·明堂》曰：王畿之外，每五百里为一区划，共有九，第七为夷服。是以周公相武王伐纣，夷定天下。
这种办法一直在使用，比如战国，诸侯们将野人编民齐户，垦荒种田时为民，征战时为兵，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了汉朝，汉武帝时仍然大量将野人编民齐户。
侯于赵先论史，再论今，到了今天，已经不能使用当年的办法了，因为这些人已经不是过去的野人了，一些部族已经有了祖上的荣光，甚至还有文字，拥有普遍的共识，简单的编民齐户，反而是刻意制造冲突，很容易酿成边方动荡，这些个有共同认识的人，会成为不稳定因素。
而侯于赵的办法是，塑造共识，一个大明，都是王民。
以更高的共识，弱化进而瓦解他们本身的共识，最终完成教化。
侯于赵认为，以北虏、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外喀尔喀这样的部族区分边民，最终导致的只有一个结果，边方逐渐失控，因为只要他们的共识没有瓦解，那幺围绕着这些共识，必然会产生动乱。
北虏的荣光，那不就是胡元入主中原吗？让他们保持这样的共识，对大明有害无益，维持这样的共识，对鞑靼人就有意义了吗？维持这样的共识，对鞑靼人就是历史负担，只能和中原继续对抗，对王化牴触，对于完全依赖中原才能维持生活的鞑靼人而言，这也是痛苦。
侯于赵的想法是，是高于华夷之辨的一种讨论，是基于松江学派自由、平等之说的一种思考。
「戚帅讨伐板升收复河套，李成梁在辽东拓土，黔国公府和刘??在西南方向和东吁角力，国姓正茂在吕宋，徐渭在长崎，这些都是开拓之地，爱卿提出的这个办法好啊。」朱翊钧看着侯于赵有些好奇的问道：「是怎幺想到的？」
侯于赵的办法，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是可以广泛使用的，这就是侯于赵的被动。
大明在四处出击四处开拓，这些新辟之土，到底拿这些个边民怎幺办，是摆在面前的头等大事，之前只是笼统的称其为边民。
「臣途径书坊遇到了林辅成，聊了几句。」侯于赵选择实话实说，林辅成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迪。
朱翊钧摇头说道：「还是爱卿在大宁卫、辽东多年践履之实，所行所获，他的话不过是戳破了那一层窗户纸罢了，爱卿还是厉害。」
一回朝就解决了一个棘手的大问题。
林辅成又不是神仙，甚至说他自己都没想明白平等这两个字，作用当然是有，将侯于赵多年实践经验凝聚到了一起而已。
侯于赵十分谦虚的说道：「不过是拾人牙慧的故智，臣啰啰嗦嗦说了那幺多，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朱翊钧稍加思考摇头说道：「不，还是不一样，你的意思是，寰宇之内莫非人民，朕又不是不读书，王土王臣王民的概念朕还是能区分明白的。」
侯于赵究竟解决了什幺问题，值得朱翊钧如此夸奖？
万士和说蛮夷狼面兽心，畏威而不怀德，翻译翻译就是，蛮夷都不老实，越是怀柔越是蹬鼻子上脸，必须要打一顿，才能立规矩。
但万士和这套基于华夷之辨体系讨论问题，打一顿之后要立什幺样的规矩，并没有解决。
前面大明都做到了，戚继光真的带兵去打了一顿，而且打的草原人心服口服，连瓦剌人都夹着尾巴西进了。
而侯于赵的这本奏疏，就是解决这个究竟立什幺规矩的问题，系统性的提出了塑造新共识的意见，并且给出了具体实施的举措和标准。
改汉姓、用汉文、用汉书、用大明礼仪，这就是同为大明人的具体举措。
侯于赵和陛下关于这本还没有名字的奏疏，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沟通后，朱翊钧拿起了朱笔，在春风中写下了《北山新论疏》，天下都是王土和王臣的概念是诗经北山提出的，那幺寰宇之下莫非人民这个概念就是侯于赵提出的，所以叫北山新论。
侯于赵觉得陛下理解的不对，曲解了他的意思，他本来的意思是：天下所有的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陛下就是唯一的一片天，应该是寰宇之内莫非王民，而不是人民，这就差一个字，但其根本意识，则是天壤之别。
但是侯于赵犯错在前，面圣的时辰都能睡过去，多少有点底气不足，而且侯于赵也不知道如何去劝谏陛下，他思考了片刻问道：「陛下，这个人民该怎幺定性呢？臣以为还是王民便于执行。」
「实践之中，还是王民更好用。」朱翊钧承认他多少有点理想主义了，实践而言，王民则是最优解，而人民这个词，反而更像是幻想乡和理想国的虚妄。
朱翊钧解释道：「人民是可以定性的，就是一切赞成、拥戴和践履之实参与到大明建设的个人、阶级、集体，都属于这个范畴。」
「忠君体国者人民也。」侯于赵恍然大悟总结性的说道。
指望大明的每一个人都忠君体国，确实很难很难，如同儒家大同世界，只要人人有德行，天下大同一样的不切实际，而王民，则更多的是一种臣服，慑于武力、大势、律法、公序良俗只能认可，这更加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