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839年的请愿书尚且可以用措辞温和来形容，那么1842年的请愿书则处处都透露着尖锐。
请愿书中直言：「尊敬的下院就它现在的组成来说，既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也不是由人民作主的。它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而对多数人的贫困、苦难和愿望置之不理。在英国，统治者穷奢极欲，被统治者则受苦挨饿。女王陛下每天的收入是164镑17先令60便士，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收入是104镑20先令，而千百万工人每人每天的收入只有两三个便士。在其他国家，贫穷是一种不幸，但是在英国，在《新济贫法》，贫穷却是一种犯罪。」
而在请愿书宣读完成后，托马斯·邓库姆旋即又在下院发表演讲，并从他收到的500
多封来信中选择了8封在下院宣读，以详细陈述目前民众的困苦生活。
而激进派的其他议员，如休谟、菲尔登、罗贝克等人也先后发言，以声援宪章派。
但遗憾的是，激进派在下院毕竟只是少数。
在宪章派请愿书的问题上，辉格党与保守党走向了联合，辉格党发言人、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引经据典论述宪章派的普选权诉求「非法」，而罗素勋爵也引用古代宪法条文论证「成年男子自动获得投票权」不符合不列颠自古以来的传统习惯。
至于首相罗伯特·皮尔，尽管皮尔的措辞一向温和委婉，但他还是遗憾地指出：「我觉得请愿书完全是对我们国家宪政的责难，也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责难。《人民宪章》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不相容的，而我们已经在这种制度下平安地生活了150年，并且我可以断言，英国人民享有除美国以外，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自由和幸福。」
简而言之，不论保守党还是辉格党，他们的论点都围绕着「祖宗之法不可变」。
而在两党领袖表态后，请愿书也不出意外地在下院以287票对49票遭到否决。
然而，政府显然低估了否决请愿书的严重性，或许他们觉得在上一次镇压「新港起义」后，国内局势已经趋于平稳，更糟糕的是，麻痹大意的政府已经决心把这个月的工作重心放在尼古拉一世的来访上了。
至于宪章派的问题，他们打算稍后再议。
恰恰就是由于政府不闻不问的态度，导致了事态的迅速失控。
请愿路线的流产使得宪章派彻底对他们的温和派领袖失去信任，并不再愿意继续支持他们，而《北极星报》等宪章派报刊也旋即展开了对奥布莱恩等温和派领袖的清算，指责他们与斯特季派（中产阶级改良派）的联合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
而这片指责声浪叠加上比1839年更糟糕的经济环境，也使得宪章协会中的暴力派迅速夺取了运动主导权。
就在亚瑟启程前往谢菲尔德的同一天，博尔顿的暴力派领袖马斯顿出席了在布莱克本举行的宪章派大会，并在会议上公开号召民众拿起武器，向白金汉宫进军。
而英国工业重镇曼彻斯特的染料工、建筑工、机械工人等协会也迅速倒向暴力派，在五月底举行的曼彻斯特铁匠、锻工和机械工人大会上，三个行业的代表全票通过了加入宪章协会的决议，并宣布接受《人民宪章》为曼彻斯特工人联合会纲领。
然而，如此重要的情报，却依然未能及时警醒内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