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则敏锐地嗅出了两者之间的某种火药味——左拉希望把莱昂纳尔拉入「自然主义」阵营，是蓄谋已久；龚古尔想把他的小说归入「文献体」，肯定也不是临时起意。
莱昂纳尔之前的三篇作品，由于篇幅的缘故，影响力不够持久，还不足以让这些文坛名宿急于将他招揽至麾下。
随着他第一部长篇小说连载开始，并在贵族与市民两个差异巨大的阶层都广受欢迎，「莱昂纳尔属于哪个主义」，就被放上了巴黎文学沙龙的日程表。
福楼拜想起了自己在1856发表《包法利夫人》之后，评论界迫不及待地将自己归于「自然主义」的往事。
后来的左拉干脆称他为「自然主义之父」。
但是他在写作《包法利夫人》的时候，更多想到的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而非「遗传」与「病理」。
明确阵营有好有坏——
好的一面自然是会得到同阵营的鼓吹、呐喊，无论是发表作品还是到各地去巡演讲座，都是一条坦途。
所以他不反对自己的学生莫泊桑同时也追随左拉，一起高举「自然主义」的大旗。
坏的一面则是创作自由会被限制、束缚，如果不是高度认同某种理论，否则渐渐会成为一种折磨。
所以他始终对莫泊桑的创作状态并不满意，认为他浪费了太多时间在「自然主义」上，却一事无成。
莱昂纳尔的《本雅明·布冬奇事》同时赢得了贵族读者与平民读者的欢迎，也赢得了「贵族作家」与「平民作家」的青睐。
埃德蒙·德·龚古尔是前者，爱弥儿·左拉是后者。
福楼拜非常好奇莱昂纳尔会怎样选择自己的阵营——而不是像之前几次聚会一样含混过去。
他特地给莱昂纳尔倒了一杯酒递给他：「莱昂，说说看吧！」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