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研讨会」是《十九世纪》的立身之本，它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作者关于科学、文学或者宗教等主题的文章和回应，杂志把它们收集在一起，以类似辩论的形式发表。
这种类似「专题论坛」的文章组织形式，让读者可以迅速窥见当代最前沿的思想动态。
哈罗德提示莱昂纳尔可以从「家庭内部的经济援助义务应当延伸多远」或者「个人成败与家庭关系的道德冲突」入手，与来自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的作者共同探讨。
《我的叔叔于勒》在哈罗德眼里看来，就是一篇典型的探讨现代家庭关系的小说，因此向莱昂纳尔发出了邀请。
莱昂纳尔皱了下眉头，第一个他很乐意答应，毕竟可以帮助他扩展英国的读者。
但第二要求对他来说就有些挑战了——在19世纪末的语境下，特别是全面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无论英国还是法国，传统家庭关系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家庭伦理，已经面临颠覆甚至解体。
就像在200年前的英国，再狠心的父母，也不会面临是把6岁的孩子塞进烟囱里去除灰，还是塞进矿坑里挖煤的选择。
同样的，在法国的传统社会里，家庭是经济单位，财产的主体是土地，大多数成员共同生活、劳动，所以「亲属义务」观念很强。
无论亲属经济状况如何，家庭成员有长期、稳定的相互扶助责任
到了于勒被「流放」到美洲的时代，达尔芒司家的经济来源不再是土地，而是薪酬，成员之间的互相依赖减少了——所以他显得格外「十恶不赦」。
若瑟夫一家对于勒的「视而不见」，金钱固然是一大因素，背后也有不能忽视的社会原因。
如何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语境当中，重构家庭伦理，是这个时代许多文学家、哲学家思考和探索的事情。
莱昂纳尔虽然拥有超越时代150年的见识，但是也未必能在区区一篇文章的篇幅里，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