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本朝就是按照「天心之争」纲领来治国，至今已经是四百年了。
大儒们把这个世界自上而下的总结，将所有的人道纷争都归结于「天心相悖」。
故，宣冲用前世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是有「大众和精英的矛盾」；但是本朝的百姓士大夫们则完全没这个概念，他们的思维中只有「天心相悖」。
所谓「心」，就是士大夫也好，百姓也罢，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让自己的「心」和「天」相悖。
不存在士大夫对百姓压榨的概念，倘若有人对着百姓阐述压榨，那就是故意教唆，试图制造「天心相悖」。
而百姓若是履行种田种地「天职」，却因为苛捐杂税活不下去了。「天心相悖」理论就会把问题找到了统治阶层身上。
…宣冲恍然：这社会理论的核心不是正义，而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但必须要给「刍狗」苟活的路…
就拿繁衍来说，这是百姓和士大夫们都要做的事情。即「天之允」。
百姓们只要努力在工厂中工作，积攒足够成家立业之资即可。
而士大夫呢？决不能如同「亨汉」末年那样狂买奴婢，婢女劝酒不力就杀；而是要拿出家资：「损有余，而补不足。」
例如，在当朝的历史学家们分析「亨汉」灭亡时，就重点阐述了一个现象。
对小家小户来说，培养的男子能作为主要劳动力；相对而言，女子要培养，对家庭的经济价值差，故常常丢弃女婴。
而百姓们如此「个人所想」，不符合客观长远发展，就造成了「天心相悖」；亨汉末年，人口膨胀，却少有战争消耗男子数量，故，随着九州大地一声雷，挑动黄河天下反。
本朝吸取了教训。
小门小户趋男避女的情况，是难以用律法来约束。
为了防止产生「天心相悖」的后果，律法是命令各地士大夫们强行担责。一所所公义堂建立起来，专门收女婴。
在工业化的粮食供应下，公义堂内的这些丁口完全能够养得起。
至于这些女子笄礼后，则是以公义堂为父母，而婚配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就是以公义堂说的算。
而公义堂，由于是当地士大夫们出资，所以所嫁的都应当是本地的青壮。
而娶了公堂女子的男子，所要下的聘礼，除了一头猪和红布之外，还有巨额的贷款。
既然让本地力夫们贷了款，本地豪强们就必定为其就业而奔波。东图内的捕鲸业，纵然是个铁饭；但刘荡阵依旧要拿出钱，来折腾钢铁业以及航运业务。
现汉各地，那些传了上千年的世家，早就不是魏晋那样，闲着没事干就清谈；忧愁的睡不着而求玄。
现汉踏入近代后，存续了一套有着清晰指标的考核体系，让各地掌握资源的世家大族维持着本土的「家和万事兴」。谁也担不起「天心相悖」的大帽子。
像农民起义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像明清时候问责地方大员这幺简单；而是当地主持「祀」的几个大族们的祭祀，就得直接停了！敢逾制，就是淫祀，就要流放边疆。
而一个地方大族不能祭祀，就没有名义把手上青壮给组织起来，其族权会大幅度的下降。这就好比是宣冲前世，当一个大学因为丑闻失去「神圣性」，他们在学术界的力量，搞事情的力量，就大幅度减弱了。
包括刘浩行现在的东图王府，掌握的煤场，渔场的股权，所获得红利是三千万银币，按照宣冲那一世，是妥妥的地方垄断。
但这样拥有的财富，却并没有如昂犹巨富们那样，可以举着「自由」来保驾护航。
按照「天心相合」理论，是要尽义务的。
东图府，每年至少一千万都是用在养女上，确保本地「天心相合」。——当然了，这些养女们想自由移动就业去大城市？想都别想。本地花钱是为了本地，不是给外地人口失衡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