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塞满了军事理论、历史和政治类书籍，墙上挂着他服役期间的照片和奖章，书桌上是堆积的公文和地图。
这是一个标准职业军人的书房。
他走到书架前，从最底层抽出一本厚重的《寇尔德民族史》，打开封面，里面被掏空了一个夹层。
托尔汗从中取出一个老旧的木质相框。
玻璃已经有些模糊，边角的镀金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木料。
照片上是1988年春天，哈拉布贾郊外的山坡。
八岁的托尔汗站在中间，穿着不合身的传统服饰，笑得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左边是他十二岁的哥哥卡里姆，手臂搭在他肩上，眼神已经有些少年人的桀骜。
右边是父亲穆斯塔法，三十多岁的年纪，鬓角却已斑白，但站得笔直，像一棵历经风霜却不肯倒下的老树。
照片拍摄后三周，傻大木的毒气弹落在哈拉布贾。
卡里姆死在逃亡的路上，肺被化学毒剂烧穿，死前吐出的最后一口是混合着组织碎片的黑血。
父亲虽然活了下来，但肺部永久损伤，精神也垮了，终日坐在窗前望着北方，后来在病痛和抑郁中离世。
托尔汗翻转相框。
背面的硬纸板上，是父亲临终前用颤抖的手写的一行寇尔德文，墨水已经褪成淡褐色：“永远不要为了权力背叛同胞。”
他的手指拂过那行字迹，粗糙的指腹能感受到墨水略微凸起的痕迹。
泪水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滚烫地滑过脸颊，滴落在手背上。
托尔汗咬住拳头，压抑住喉头翻滚的哽咽，肩膀因强行抑制的哭泣而剧烈颤抖。
他在书桌前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台灯的光晕在泪眼中模糊成一片昏黄的光斑。
脑海中，两个声音在进行着殊死搏斗。
一个声音说：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天在安全屋里，你举起了酒杯，你说“为了寇尔德斯坦”。巴尔扎尼说得对，马苏德老了，软弱了，他的妥协路线只会让寇尔德人失去一切。
看看基尔库克，看看阿布尤的背叛，看看美国人的敷衍。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需要一场彻底的变革。
有些牺牲是必要的，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着鲜血。
你现在退缩，就是懦夫，就是叛徒中的叛徒。
另一个声音说：这是谋杀，是赤裸裸的背叛，是一场将把埃尔比勒地区拖入深渊的政变。
即使巴尔扎尼成功了，建立在叔叔鲜血上的政权能长久吗？
那些支持马苏德的部落会臣服吗？美国人会承认一个弑亲者吗？
土鸡国和波斯人会坐视不管吗？
巴尔扎尼真的是为了寇尔德斯坦，还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
你托尔汗真的是为了民族大义，还是只是恐惧于拉希德的威胁，贪婪于巴尔扎尼许诺的权力？
窗外传来巡逻车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又渐渐消失。托尔汗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睁开眼。
他打开加密笔记本电脑，输入三重密码，调出最近七十二小时的部队调动记录。
屏幕上的数据冰冷而客观。
第三步兵旅调往土伊边境，理由是“应对可能的跨境渗透”；警卫营三分之一人员参加“反恐应急训练”，地点在城外五十公里的废弃工厂；通信营进行“设备升级维护”，期间主要通讯线路切换到备份系统；就连马苏德私人卫队中的三名关键军官，也被安排参加“高级安保课程”，时间正好覆盖主席前往基尔库克的行程。
每一项命令都有合理的理由，都符合程序，甚至大多数都有纸质文件存档，有相关部门的会签。
但把它们放在一起，拼凑出的图景让托尔汗浑身发冷。
这不是为了应对外部威胁，这是一张精心编织的网，一张要将马苏德彻底困死、让他无声消失的网。
而自己就是编织这张网的其中一只手。
还能回头吗？
托尔汗的手伸向办公桌上的军用加密电话，指尖触碰到冰凉的塑料外壳，又像被烫到般缩了回来。
如果他此刻打给马苏德，警告他危险，会怎样？
拉希德的特种部队很可能已经在监控所有高级军官的通讯。
这个电话一旦拨出，不到十分钟，他就会“被失踪”，拉娜和阿里也会遭遇“意外”。
如果他保持沉默呢？
明天下午两点左右，马苏德的车队会进入那个河谷。
拉希德安排的“阿布尤叛军”会开火，巴尔扎尼的卫队会“英勇还击”，但在混战中，一发“误射”的反坦克导弹会命中主席的座驾。
马苏德会死，死得凄惨，死得不明不白。然后巴尔扎尼会以“为主席报仇”的名义，发动对基尔库克的全面进攻，清洗所有反对者，登上权力顶峰。
成千上万的寇尔德士兵会在这场内战中流血，家庭会破碎，城市会变成废墟，多年来的建设成果会毁于一旦。
托尔汗的双手捂住脸，指缝间漏出压抑的喘息。
他感觉自己站在悬崖边缘，脚下是万丈深渊，无论向前还是后退，都是死路。
突然，一个念头如闪电般劈开他混乱的思绪——美国人。
杜克少将。
那个新上任的驻伊美军司令。
他代表的不只是美国的利益，某种程度上，他也代表着国际社会对寇尔德地区的关注和制约。
最重要的是，美国人不希望这里发生动荡。
一个稳定、可控的寇尔德自治区符合他们的战略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