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北平，已褪尽了最后一抹暖意，寒气从砖缝瓦楞间、从枯枝败叶里，丝丝缕缕地渗透出来，刺入肌骨。
然而，比身体上的寒冷更令人心悸的，是弥漫在这座千年古都里，那无处不在、沉甸甸的绝望气息。
它像一层无形的雾霭，笼罩着紫禁城的金瓦，缠绕着胡同口的槐树，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早已脱离了任何经济规律的掌控，变成了一场疯狂而丑陋的赛跑，一场将普通百姓仅存的一点希望，无情碾碎的残酷游戏。
早晨揣着一迭厚厚的还带着油墨味的钞票出门，或许还能换回一袋面粉；若等到下午，恐怕连半袋粗糙拉喉的杂和面都买不回来了。
报纸上依旧通篇累牍地刊载着「整顿金融」、「平抑物价」的煌煌公告，但在早已看透一切的市民眼中，这些白纸黑字已然成了最辛辣、最无奈的讽刺。
民间交易，早已自发地抛弃了这堆急速褪色的花花绿绿的废纸。
硬通货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
沉甸甸、叮当作响的「袁大头」，以及印着陌生外国头像、在暗地里被视为更保险的外币，成了真正的一般等价物。
更多的，则是回归到了最原始的以物易物。
一块力士牌肥皂能换几斤棒子面，一尺阴丹士林布或许能换来几个填饱肚子的窝头，一只旧怀表可能换来一家子几天的口粮。
这种古老交换方式，在这座曾以现代文明自诩的城市里荒谬而又必然地复苏着，诉说着货币信用的彻底崩塌。
与经济崩溃相伴的，是愈发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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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机构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在全城加大了搜捕与控制的力度。
报纸的社会新闻版块，几乎每天都有触目惊心的「红党嫌疑份子落网」或「某犯被执行枪决」的简短消息，字里行间透出的寒意足以让每个读者心头一凛。
街谈巷议都变得小心翼翼，熟人见面，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便匆匆别过，生怕一句无心之语隔墙有耳，招来灭顶之灾。
一种「莫谈国事」的默契，在恐惧中凝结而成。
火车站，成了这恐慌图景中最混乱、最喧嚣的漩涡。
南逃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军政要员、富商巨贾，以及所有稍有门路、能弄到一张宝贵车票或船票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地逃离这座仿佛随时会被战火吞噬、或是因围困而陷入绝境的孤城。
站台上，拥挤不堪，人声鼎沸。
穿着体面的官员，拖家带口、满脸惶恐的商人，与亲人生离死别、抱头痛哭的学生，还有维持秩序的士兵粗暴的呵斥声、小贩趁机兜售高价食物的叫卖声、以及火车汽笛那撕心裂肺的长鸣……
所有声音混杂在一起，交织成一幅绝望而疯狂的战乱流民图。
正是在这种高压和混乱达到顶点的氛围下，朱明轩果断地向阳光明下达了「蛰伏」的指令：
暂时静默，停止一切非必要的横向联系与活动，彻底回归「正常」的市民生活，像千万个普通北平人一样，低调地、坚韧地熬过这段最危险的时期，等待时机。
阳光明深刻地理解，并严格执行了这一指示。
他迅速将自己的生活调整到一种极其规律甚至略显刻板的状态：
每天上午，他几乎都待在东厢房里，伏案「翻译文稿」，那厚厚的外文书籍和写满字迹的稿纸，成了他最好的掩护。
下午，他会按时出门，前往朱老师家「请教问题」或「讨论工作」，路线固定，举止从容。
偶尔的其他外出，也多是去附近的市场转转，谨慎地补充一些家中必需的日用品，如食盐、火柴、灯油等。
他超乎常人的警觉性，让他敏锐地感觉到，身后偶尔会出现一些若有若无的「尾巴」。
那并非针对性的长期监视，更像是特务们在漫无目的地随机盯梢可疑人员，如同撒网捕鱼。
但阳光明凭藉朱老师悉心教导的反跟踪技巧，以及自身那份沉稳与机敏，总能在穿过几个胡同、拐过几个街角后，轻易地将这些蹩脚的盯梢化解于无形，从未让对方抓到任何把柄，也从未将危险引向朱老师的住所。
家里的日子，在阳光明谨慎的暗中支撑下，相比于院外那个愁云惨澹、食不果腹的世界，维持着一种难得的，甚至可以说是奢侈的平静。
粮缸通常是满的，虽然多是耐储存的杂粮；煤棚里堆着足够的柴火和煤块，足以抵御北平漫长的寒冬；偶尔，在饭桌上还能见到一点难得的荤腥。
在一片哀鸿的四合院里，阳光明家的好日子显得格外扎眼，也自然引来了邻居们或明或暗的羡慕与猜测。
这一点难以避免，阳光明已经尽量低调，不敢让家里大鱼大肉，但在这个时期能吃饱，就已经很扎眼了。
阳怀仁经过这段时间的将养，腿伤已彻底好利索。
他依旧负责着家里的「采购大业」，虽然那最初的六百元金圆券早已在疯狂的抢购潮中花得一干二净，换回的东西也有限。
但后续，阳光明总能以「给朱老师朋友帮忙」、「介绍了些零散翻译活计」等名义，陆续拿回来一些现金，让阳怀仁能继续维持着这种在外奔波的「忙碌」。
这不仅仅是为了补充家用，更给了阳怀仁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让他觉得自己对这个家仍有价值，而非一个需要儿子完全供养的累赘。
楚元君则安心在家操持家务，将有限的物资打理得井井有条，同时也严格督促着两个女儿的功课。
静婉和静仪的脸上，随着家中境况的稳定，也渐渐褪去了往日的菜色，有了这个年纪应有的些许活泼。
她们不用再像许多邻家的孩子那样，时刻为下一顿饭在哪里而发愁，也不用在刺骨的寒风中被父母打发到城外荒野去挖那些苦涩难咽的野菜根。
在乱世之中，这已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安稳与福分。
然而，院子外那个更大的世界，正不可避免地滑向更深的深渊。
普通百姓的生活，开始陷入了极度的困顿。
工厂大面积停工，商铺纷纷倒闭，失业者如同灰色的潮水，充斥街头巷尾。
为了一口吃的，偷窃、抢劫，甚至更恶劣的案件时有发生，报纸内页的社会新闻里充斥着此类令人叹息的消息。
维持秩序的军警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手段也越发简单粗暴，动辄拳打脚踢，甚至开枪伤人。
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片混乱中悄然确立，并且愈演愈烈。
地痞、流氓与某些心怀不轨、企图趁乱捞取好处的执法者，勾结在一起，像一群嗅到腐肉气息的秃鹫，在市井间逡巡，搜寻着可以下手的目标。
他们深谙欺软怕硬的生存之道，不敢去动那些真正有权有势、门口有卫兵站岗的深宅大院，便将贪婪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有些家底、但又无甚强硬背景的中产之家。
阳光明租住的这个四合院的房东沈先生家，便不幸成了这样一只被秃鹫盯上的「肥羊」。
沈家世代居住北平，虽非大富大贵，但祖上也颇有些积累，家中藏着一些银元、几件祖传的古董字画，在金圆券已成废纸的年月，这便是一家人生存下去的最后依仗。
他清楚财不露白的道理，行事一向低调谨慎。
这天上午，眼看家中存粮见底，沈先生小心翼翼地揣着五块银元，用一块旧蓝布包了又包，塞进棉袍内侧的口袋里，想去附近的店铺买点粮食和日常用品。
他特意绕了点路，选择了一个相对偏僻、熟人较少的街道。
交易时，他更是左顾右盼，确认没有熟面孔，才快速地将一块银元递给粮贩，换回一小袋小米和几个杂面馒头。
整个过程，他自认已经足够小心。
然而，他还是被两个专门在集市上游荡、眼睛像钩子一样的地痞瞧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