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兰在娘家的日子过得平静而缓慢。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透，她就醒了。躺在床上，听着窗外传来的细微声响——送牛奶的自行车铃铛声，早起倒痰盂的脚步声，还有不知谁家收音机里传来的新闻广播声。
她会发一会儿呆，然后轻手轻脚地起床，生怕吵醒睡在身边的红红和阿毛。
母亲张秀英总是起得比她更早，已经在灶间忙活了。
“怎么不再多睡会儿？”张秀英回头看见女儿，轻声问道。
香兰摇摇头，接过母亲手里的活计。她熟练地搅动着锅里的隔夜剩饭，又从碗橱里拿出几个粗瓷碗，一一摆好。
阳永康坐在天井里的竹椅上，捧着搪瓷杯喝茶。晨光透过晾晒的衣物，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他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女儿忙碌的身影。
阳光明也起来了，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整理着衬衣的领子。他走到香兰身边，拍拍她的肩膀：“姐，今天感觉精神好点没？”
香兰勉强笑笑：“好多了。”
类似的对话，每天都会重复，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早饭过后，阳光辉推着自行车，带着李桂一起去上班，阳永康也拎着布兜慢慢悠悠地往厂里走。张秀英开始收拾碗筷，香兰则忙着给两个孩子穿衣洗漱。
红红已经三岁了，乖巧懂事，不哭不闹地让妈妈给自己梳头。阿毛才两个多月，胖乎乎的小腿蹬来蹬去，嘴里咿咿呀呀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
香兰给阿毛换尿布时，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建军。建军最喜欢用胡子扎孩子的脸，时不时就会把孩子扎的哇哇直哭。那些画面像老照片一样在她脑海里闪过，让她心头一阵刺痛。
“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红红突然问道，大眼睛里满是期待。
香兰的手一顿，不知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红红已经问过好几次了。每次她都只能含糊其辞地说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
张秀英走过来，抱起红红：“红红乖，外婆带你去柜子里找一找块，好不好？”
孩子总是容易被转移注意力，红红高兴地点点头，忘了刚才的问题。
香兰感激地看了母亲一眼，低下头继续手里的活计。
下班回家的大部分时间，香兰都在照顾孩子和帮忙做家务中度过。张秀英不让她干重活，只让她照看孩子和做些轻省的家务。
“你身子还没好利索，多歇歇。”张秀英总是这么说。
香兰知道母亲是心疼自己，但她更愿意让自己忙起来。忙碌可以让她暂时忘记烦恼，忘记那些纠缠在心头的事。
有时她会抱着阿毛坐在天井里晒太阳。小家伙在她怀里扭来扭去，黑亮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香兰看着儿子酷似建军的眉眼，心里又是甜蜜又是酸楚。
邻居们经过时，都会逗逗孩子，说几句客套话，但绝口不提王家的事。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开了这个话题，仿佛那是一个不能触碰的伤口。
只有陈阿婆有时会多坐一会儿，陪着香兰说说话。她不说王家，只说些家长里短，说说菜场里什么菜便宜，哪家有了喜事，哪家又添了人口。这些寻常的闲话，反而让香兰感到一丝安慰。
下午下班后，香兰偶尔会帮着母亲缝补衣物。张秀英的眼睛不如从前了，穿针引线有些吃力。
母女俩并排坐着，谁也不说话，只有针线穿过布料的声音，细微地响着。
有时张秀英会轻声哼起老歌，那些旋律悠扬而略带伤感的调子，让香兰想起自己的少女时代。那时她还是个不知愁滋味的小姑娘，最大的烦恼不过是这个月票证不够用，买不到心仪的布。
如今不过几年光景，却已物是人非。
“妈，我是不是很没用？”有一次，香兰突然问道，手里的针线活停了下来。
张秀英愣了一下，随即放下手里的活计，握住女儿的手：“傻孩子，说什么呢。这世上谁没有难处的时候？你爹说得对，咱们不欠王家的，用不着看人脸色过日子。”
香兰低下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我总是想着建军……想着我们以前的日子……现在这样，我觉得对不起他……”
“建军是个好孩子，他知道你的难处。”张秀英轻声安慰道，“若是他在天有灵，也一定希望你和孩子们过得好，而不是在王家受委屈。”
香兰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这些天来压抑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张秀英也不劝阻，只是轻轻拍着女儿的背，任由她哭个痛快。她知道，有些情绪憋在心里反而不好，哭出来反倒能舒服些。
哭过之后，香兰觉得心里轻松了些许。她擦干眼泪，继续手里的针线活，动作比之前流畅了许多。
傍晚时分，今天下班比较晚的阳光明和阳永康也陆续回家。一家人围坐在小方桌旁吃晚饭。菜式简单，多是些素菜，偶尔有一点肉腥，也多是夹到孩子们碗里。
阳永康会问问儿子厂里的事，阳光明简单说几句，大多是些生产上的琐事。有时也会说说厂里谁家有了困难，组织上如何帮忙解决之类的事。
香兰默默听着，不时给孩子们喂饭。阿毛已经能吃些糊状的食物了，小嘴一张一合，吃得津津有味。
红红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小板凳上，自己拿着小勺吃饭，虽然弄得满桌子都是，但大家都由着她去。
这样的晚饭时光，平静而温馨。但香兰总能感觉到家人之间那种小心翼翼的氛围，大家都在避免提及某些话题，生怕触动她的伤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