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下的俄国农民，有着像列维一布留尔这类老一代人类学家所谓的“原始意识”，其最突出的特质就是不能抽象地思考。农民只会思考具体的问题和个人个案的问题。
例如，农民很难理解“距离”的概念，除非将距离换算成俄国的长度单位“俄”，因为他们只能想象出用俄表示的长度……“国家”“社会”“民族”“经济”“农业”，所有这些概念只有在与农民所熟知的人或他们所从事过的活动联系起来，才能被他们所理解。
一一《旧制度下的俄国》
由于世代扎根于比较狭小的土地之上，俄国农民往往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孔，在这其中，对具体问题和个人个案的问题的关注解释了俄国农民的可贵之处。
就像他们在与他人接触时，往往不带有民族、宗教或任何其他偏见。他们对陌生人表现出自发的善意，例如农民会对那些前往西伯利亚途中的被流放者给予非常慷慨的馈赠，不是对他们被流放的原因表达同情，而是他们认为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本身是非常不幸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曾来此征服和杀戮的纳粹士兵成为俘虏后也同样会受到类似的善待。后来当那些激进的鼓动者在试图煽动农民进行“阶级斗争”时为何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原因就在于这种非抽象的、本能的人的礼貌。
不能说他们愚昧，而是在旧有的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下，村庄即世界，日常生存问题便是他们的全部，除此以外，似乎很难产生更多的东西。
当权者、贵族和地主为了所谓的稳定、发展、国家，将他们限制在土地上进行劳作，吸干了他们的血，等到社会快速发展后，城市的人又反过来谴责他们的愚昧和种种恶习，再没有比这更无耻的勾当了。直到2000年，世界上依旧有大批的农民才刚刚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亦或者尚未等到新生活的到来。对于后世人来说，此类概念并不难理解，但是对于这一时期的俄国来说，即便是在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这些几乎是俄国最进步的一群人面前说这种话，也依旧令他们深感震动乃至不安。
在米哈伊尔说出那些话之后，场面一下子就陷入了久久的沉默当中，不知过了多久，屠格涅夫终于从深沉的思考中惊醒过来，接着他便忍不住叹道：“米哈伊尔，你能将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吗？我想将你刚才说的话记录下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视角，甚至足以澄清我们这个圈子的一些迷误和荒谬的看法。迄今为止，我们这些文学家对于农民们的刻画似乎都太理想化了，我开始怀疑这是否是一种肤浅. “屠格涅夫，这并不肤浅，在当下这个环境下，这样的刻画是很有必要的，这能促使更多的人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这片土地上的人。
不过等到新的时期的到来，这样的刻画就必须走向更深入的地方，否则这势必会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产生困惑和迷误，这对未来其实是大大不利的，唯有认清现实，才能造就更加坚决的决心和正确的行动。”说到这，米哈伊尔也难免叹了一口气。
关于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对农民的塑造，就像后来高尔基形容的那样：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非常努力地在俄国的各个村庄中寻找「寻找那心地善良、有思想的农民，寻找那孜孜不倦地探寻真理与正义的人，这些都是被19世纪俄罗斯文学如此令人信服、如此美丽地描绘给世人的内容」，可是我没有找到。我在农村中发现的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和圆滑世故者一一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完美地装扮成一个忠厚老实之人……”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难免会让人感到幻灭，也正因如此，在19世纪七十年代，当富有理想的年轻人们参加了“到人民中去”的运动然后被出卖后，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就此精神失常、放弃理想乃至背叛曾经的理念。
对于俄国的革命运动来说，“到人民中去”这一运动其实是个不小的损害，大批有理想的年轻人都倒在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当中。
倘若米哈伊尔顺利生存到了70年代. ..
算了，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吧。
就在米哈伊尔有些感慨之际，屠格涅夫在听到米哈伊尔的这番话后却是又愣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