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就是公解钱和公解田的剥削，衙门为了保证公解钱的利息，不会把钱贷给穷苦百姓，又没那么多商人去借公翩钱，於是最后往往便成了向大户摊派，强行让借贷公翩钱。
县中官吏，以及捉钱令吏还要搭公车之便，把私钱充公钱放贷，以牟私利。
地主明明不需要借贷，却强行摊下来一笔公贷，月利八分，一年几乎翻倍。
乡下地主们无奈摊下，但往往转身就拿去放高利贷，还要从穷人身上再赚一笔。
公翩田还有职田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官府出租的，但不会租给普通百姓，尤其是不会租给无產的穷人，都是优先让大户承租，这样租子就旱涝保收了。
地主们自己都招佃出租田地，並不愿意去佃官府的公翩田、职田，那些田租高，可这是任务。
另外就是朝廷或州县要办点啥大事，不管是打仗，还是修城什么的，也经常会向地主富户劝捐或借。
这些都不是国家税赋，但也都是实打实的负担更別说胥吏之流的盘剥，要是遇到点官司，那更要被敲骨吸髓。
隋朝时乡曾设乡官甚至还给予司法审理之权，但最后为何又取消了，甚至歷史上唐朝也很快就取消了乡长、乡佐这些乡官，虽保留乡级组织，但却是五个里长轮流到县衙，协助县里管理乡。
说到底，衙门越多，那对百姓侵害越大，负担越重。
罗三有两千多亩地，一年收租都过千石，他这样的乡下地主，本来正是衙门背吏盘剥的对象，不过因他是李逸的人，之前还是李逸代王国的大农，故此县里可不敢盘剥他，公解钱、公田、职田，都不会摊到他头上，各种劝捐，也只是象徵性的，乡下地主大户，也都是想办法攀附官府、大族，想办法托举族人也进入官府做吏，否则也是难有保障的。
租庸调製虽然有许多局限性，但越是在战乱时期越好用，关键还是其简单，不用核算家產多少，不用清查田地数量、评定好坏，直接就按丁壮徵税，国家对户籍的掌握，总比对田亩、財產的掌握要容易，下面的官吏、豪强等，也不太好从中欺上瞒下。
能够保证基本的税收。
但大唐一统天下，从长远看，以均田制为根基的租庸调製，却是先天不足的。
主客户、两税法等固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这些问题也得面对。
“御宿镇的工商，对於朝廷要试行的新政，是何態度？”李世民问。
“我等坚决拥护朝廷新政。”
李世民认真的打量著罗三脸色，“新政试行，过税、住税还有输估，这些比起原先集会管理所收的钱，要多不少吧？
商户们真的愿意吗？”
罗三很诚实的回答，“过去大家自发的在这里建起集市，组织了集会管理，收取一定费用，其实大家也一直心中志芯不安的，就怕啥时政策变动，心里不踏实。
如今朝廷设立市镇，鼓励工商，徵收商税，確实比过去要多些，但都是商家能负担的。百姓种地要纳皇粮，我们工商经营交商税也是应该。
百之二的过税，百之三的住税，百之四的输估，臣以为很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