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寿数,往往与历史功过的定评紧密相连,历史上有许多皇帝若能在他们功业鼎盛之时谢世,身后风评或将全然不同。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徽宗赵佶与唐明皇李隆基。
他们二人堪称历史上「早年英明、晚节不保」的典型帝王。
赵佶登基初期虽有轻佻之性,却也一度启用蔡京进行改革,至其四十岁前后,江南漕运通畅,汴京商贸鼎盛,市井繁华冠绝天下,疆域也因收复了青唐吐蕃达到了宋朝最大。
——不论是从疆土上,还是从经济上,当时都是宋朝的巅峰时期,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
而且,彼时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之议尚未兴起,花石纲之祸也未愈演愈烈,至少方腊还没有起义,朝堂虽有党争,但因为蔡京大力打压元祐党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宋也算是暂时压下了翻来覆去、朝令夕改的政治动乱之时,使得国家出现了统一的方向,高速发展。
若赵佶于那时驾崩,史上肯定要给他一个「承平之主」的评价,记录其画才情与一朝繁华,而非后来那个丧权辱国、断送半壁江山的昏君。
唐明皇李隆基也是一样。
他早年一手开创「开元盛世」,革除武周以来的积弊,整顿吏治,发展农桑,疆域东至安东,西达安西,南抵林邑,北逾大漠,大唐国力臻于极盛。
那段时期的李隆基,雄才大略,从善如流,是当之无愧的一代英主。
若他能在开元末年、未沉溺声色犬马之前离世,便不会有后来宠信李林甫、杨国忠的昏聩之举,更不会引爆安史之乱,让大唐由盛转衰。
若是那样,后世提起他,只会赞其开创盛世的功绩,而非叹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遗憾。
还有梁武帝萧衍。
他在位前期,革除南齐弊政,整顿吏治,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一手缔造「天监之治」,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空前繁荣。
彼时的萧衍,堪称南朝少有的贤明君主。
可他晚年沉溺佛法,四次舍身同泰寺,耗费巨额国库资财;又因过度宽纵宗室,养痈遗患,最终酿成「侯景之乱」,自己饿死于台城,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
若他能在天监末年、未沉迷释教之前离世,史所载,便只会是一位开创盛世的英主,而非晚节不保的昏聩帝王。
类似的皇帝还有很多。
若是他们盛年而逝,便定格了最辉煌的一面;长寿而昏聩,则让毕生功业蒙上尘埃。
赵俣现在其实也有这样的烦恼。
纵观赵俣的前半生,收复青唐吐蕃、收复西夏、收复燕云地区、收复高丽、收复东北地区、收复草原地区、收复日本、收复西域、收复吐蕃、收复中南半岛、收复大理,使大宋的疆域东至大洋、西抵葱岭、南达湄公、北跨瀚海,规模之盛,远超汉唐极盛之时,将大宋的版图打到史无前例的大。
他革除旧弊,推行新法,打破士绅豪强的特权壁垒,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让国库充盈而民生安定。
他开风气之先,引入科学,兴办工坊,造出蒸汽机、火车、汽车等划时代的科技,一手点燃工业革命的星火,让大宋从农耕文明稳步迈向机器时代。
他改良稻种、推广新式农具、兴修水利,让百姓彻底告别饥馑之苦,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银。
他疏浚漕运、发展造船业和航海业、大力铺设铁路,扩建港口、鼓励海贸,让大宋的商船往来于南洋、东洋、西洋乃至更远的未知海域,带回的不仅是黄金白银,更是异域的物产与文化,使大宋成为真正的天下中心。
他不遗余力地推广《叶诗韵医典》,在全国各地建立现代化的医院,保留中医的同时,又大力发展新式医学,大大延长了民众的寿命。
他大力推广《三舍法》,广设学堂,普及基础教育,打破门阀对知识的垄断,让寒门士子也有机会跻身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