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绥德当地的中小土绅，情况则分为两种。在一些抗旱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村庄，徐晨事先派遣土兵担任民兵队长。这些民兵队长到了村子后，迅速將村民组织起来，以雷霆之势镇压了那些妄图反抗的士绅。隨后，眾人皆大欢喜地进行均田事宜，整个过程顺利有序。
然而，在另一些抗旱会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的村庄，情况却截然不同。当地土绅仗著自家养的长工壮丁，態度囂张至极，公然放话：“若是抗旱会的人敢来我们村子，格杀勿论！”
面对这般顽固不化之人，徐晨自然不会心慈手软。他果断下令出动护卫队，
甚至將炮兵营都拆散调配使用。对於一般的士绅宅院，直接用飞雷炮进行轰击。
飞雷炮呼啸著砸向宅院，瞬间火光冲天，砖石横飞。
而对於那些防御较为坚固的士绅围子，则动用四斤炮。只听得几声震天动地的炮响，一两炮过后，围子的城墙便轰然倒塌。
这些顽固土绅敬酒不吃吃罚酒，徐晨自然不会留情，不仅没收了他们的家產，还將他们发配去做苦力。一时间，整个冬天的绥德州，炮火轰鸣声此起彼伏，从未停歇。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十一月十六日。
绥德城的悦来酒楼內，热闹非凡。朱治和沈荣作为本地，在此宴请绥德城的诸多读书人。虽说不少人顾虑与“叛逆”有所沾染，心中害怕，不敢前来赴宴，
但绥德绝大部分的读书人还是到场了。
这些读书人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生活陷入绝境的底层读书人，其中大多为童生。这些年关中地区旱灾连年不断，流民数量与日俱增。乡村之间，马贼土匪肆意横行。自张三起义之后，兵灾文接钟而至，使得关中地区的秩序愈发混乱不堪。
这些底层的读书人为了一口吃食，不得不放下尊严，四处奔波求生，但即便这样吃不饱饭依旧是常態。
而大同社虽被视作叛乱势力，却极为重视教育，规定下属的每一个村子都要招募夫子，开展扫盲工作，教导孩童读书识字。不仅如此，大同社出手极为大方，每月愿意付给夫子一两银子的工钱，还贴心地包四季长衫。对於这些几乎快要饿死的童生而言，大同社提供的这份工作机会，无疑是他们全家得以过上体面生活的唯一希望。
另一类则是举人、秀才等稍有资產的读书人。他们前来赴宴，可不是为了加入大同社，而是抱著討伐大同社的心思。
毕竟大同社推行的均由政策，直接剥夺了他们的家產。尤其是那些考上举人的读书人，哪个名下没有几千亩的土地？大同社的这一举措，无疑是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也让他们在政治上失去了诸多倚仗。
至於他们为何不像一些老一辈人那般惧怕大同社，一来是年轻气盛，自恃掌握了圣贤真理，坚信有理便能走遍天下；二来在他们眼中，大同社毕竟是由读书人结社而成，总归算是自己人，料想大同社不至於对他们这些读书人痛下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