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造就了后世大名鼎鼎的百方漕工。
但这条大运河对都城来说是大动脉，但对运河沿岸的百姓来说就是最大的毒瘤。元明两朝为了保证运河的通畅，確保京城有足够的粮食，会在乾旱枯水季节，本就缺少雨水灌溉时候，从周边调水入运河，以此保证硬核的畅通，而到了丰水季节，为了保证运河的安全，又会掘开堤坝淹没运河两岸的田地，两岸的百姓可以说是吃了几百年的苦。
此外，运河两岸的农户还要服役，拉漕运船、製造漕船。可以说，运河两岸几百万百姓都被这条大运河压得喘不过气来。
万历年间的漕运总督潘季驯同情运河縴夫的遭遇，曾写过相关奏疏。后期匠籍制度鬆弛，很多工匠从役制转向僱佣制，加上张居正的改革，縴夫和船工的待遇稍有改善。但隨著明朝由中兴转为没落，朝廷入不敷出，只能再次压榨百姓，万历皇帝也背负了骂名。
到了天启和崇禎年间，工匠们的处境愈发艰难。工匠需定期为官府服役，无论是轮班匠还是住坐匠，人身自由都受到极大限制。服役期间，他们仅能获得微薄的粮餉，难以维持生计。
有的船工，在寒冬中赤膊赶製漕船，因为工期紧迫，还遭到监工的鞭答。他辛苦所得的米粮，
被官吏扣去三成，妻儿只能靠野菜度日。还有一名老匠，因锯木时失误断了手指，被逐出厂门，无钱医治，最终冻毙街头。
縴夫的待遇更是差到极点。夏日里，他们肩扛粗绳逆流拉船，背上勒出血痕。一天辛苦劳作只能赚十文钱，仅够买两升糙米。夜间，他们只能宿於河滩的草棚中，蚊虫肆虐，疤疾横行，同行者半数活不过五年。
由於生存压力巨大，匠户逃亡的现象十分普遍。嘉靖年间，清江浦船厂工匠逃亡率高达40%。
部分工匠还参与了暴动，正德年间刘六、刘七起义中，大量漕运縴夫加入反抗队伍；天启年间的白莲教起义，也有眾多縴夫的家人参与其中。可见，大明的压榨已经到了让百姓民不畏死的程度。
所以徐晨在占据北方之后，立马来到通州解决这个大明的毒瘤，和大同社解决的方法也极其简单，不愿意做漕工的，直接分土地，一户30亩地，直接去做农户。
於是大部分漕工欢天喜地的得到了土地，开启自己的由园生活。
当卢象升和孙元化来到通州漕运总督衙门时，却看到衙门外排著一条长长的队伍，队伍里都是穿著破破烂烂衣裳的普通百姓。
从他们的身形，卢象升和孙元化能看出这些人应该是縴夫和船工。他们个个面容憔悴，身形佝僂，岁月和劳作的艰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当两人走到衙门口，只见进去时还衣衫槛楼的船工，出来时竟穿著一身整齐的大同服，手中还拿著一包草药。这奇特的一幕让两人满心疑惑，相互对视了一眼，眼中满是不解。
两人正想走进衙门，一个青年上前拦住了他们，语气坚定地说：“排队。”
卢象升赶忙解释道：“我们找徐都督。”
青年名叫高磊，他打量了两人一番，问道：“你们找都督有何事？”
孙元化回答：“某叫孙元化，都督叫某去天津置办造船厂，某来通州是想看看，都督还有何指示。”
卢象升也接看说：“某叫卢象升，是有事找都督。”
高磊想了想，说道：“如果不是公务，那就等晚上。”说罢，便带著孙元化进入了府衙。
一进府衙，孙元化惊讶地发现，原本用来办公的大堂，如今竟变成了一个热闹的药堂。几十个大夫端坐在里面，正为进来的縴夫们把脉、抓药。大堂里瀰漫著浓浓的草药味，縴夫们有序地排著队，脸上带著期待和感激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