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想要反驳，但张溥严肃地说：“这一点无需狡辩，徐晨的《封建土地论》已经清晰地算出天下的利益被谁占据了，反驳就是在自欺欺人。
徐晨认为我们无能，觉得我们没资格掌管天下、占据高位，所以毫不留情的清洗了北方的地主士绅。要改变这一点，我们首先就要承担起对天下的责任。”
任大任苦笑著说：“我也曾劝说过家中的长辈，但他们根本不听。”任大任与几社、復社等团体的人物交往密切，又或者说苏湖的士子和復社几社都交往密切。这次苏湖之事，让他们觉得没脸见这些朋友了。
张溥嘆息道：“朝廷就是被这样昏聵之辈把持著，才会日渐衰落。我们有心改变这个世道，却偏偏不掌握权力。”他的这声嘆息，引起了现场所有读书人的共鸣。
明末本就是一个思想交匯极其激烈的时代，江南已经有不少读书人开始突破封建皇权的禁錮。而徐晨的出现，使得这个时代的思想浪潮更加汹涌。
年轻人对这些新思想充满了热情，他们成立学社，激烈地討论著，暗中收集大同报，关注著北方大同社的一举一动，学习北方传来的新思想。
然而，江南的老一辈读书人却截然不同。他们年轻时也曾有过一些先进的思想，但到了年老之后，更在意钱財和家业。
张溥写的《富国强兵疏》在年轻读书人群体中疯狂流传，大有洛阳纸贵的趋势。
但老一辈读书人看了之后，却发出嘲讽的笑声。用他们的钱来购买他们的土地，简直是荒谬至极。他们一年收租高达五成，而且旱涝保收，朝廷三十年时间给他们的买地钱，连他们地租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至於开放盐、铁，开放海禁、山泽等建议，在他们看来更是笑话。除了盐之外，炼铁朝廷能管得了，矿山本就掌握在他们手中。海禁更是不能废除，废除之后他们不但要交税，还要面对更多的竞爭对手。他们觉得现在这种模式很好，不用给朝廷上税，还可以藉助朝廷的海禁打击竞爭对手。海外番邦的银子就那么多，那些海上的亡命之徒多赚一两，他们就少赚一两。
年轻的读书人们满怀热忱，怀揣著从新思想中汲取的救国良方，迫不及待地展示给长辈们看，渴望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支持。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叔伯们的冷漠回应：“努力读书，好好考科举，不要听这个妄人胡言乱语。”
年轻人与老一辈之间本就存在著难以跨越的代沟，徐晨带来的新思想更是如同一把利刃，將这代沟直接拉大到了几个世纪的差距。双方都觉得彼此的想法如同来自不同的世界，难以沟通。
“但又能怎么办，这些人是我们的父辈、是叔伯。”一位年轻人无奈地嘆息道。
张溥神情严肃，语重心长地说：“长辈错了，我们要勇敢地指出来，更不能让他们胡作非为。此次苏湖之事，就是我们的叔伯们在胡作非为。他们自认为这是传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却不知道这个世道已经变了，规矩也应该变。如果放任他们兼併土地，农户不会再沉默，他们会投靠大同社，而后把我们吊死。”
张溥从中原回到江南后，感触最深的並非两地秩序、百姓的差距，而是官员之间的巨大差异。大同社的官员勇於任事，遇到矛盾积极处理，遇到问题主动解决。他们充满了活力激情，勇於论事，所以北整个北方也看起来更朝气蓬勃。
而大明的官员则截然不同，他们习惯了袖手旁观，喜欢把政务交给师爷吏员。他们奉行著“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多做多错”的原则，自己不做事情，也不允许其他人做事情，以至於大明朝堂贪污腐败，横行无能之辈占据高位，整个朝堂暮气沉沉。
朝堂上充斥著这样的无能之辈，江南民间又都是顽固不化的士绅。即便大同军都打到江南了，他们还守著老传统，不肯睁眼看世界。
在张溥看来，这些人就像被封闭在旧时代的牢笼里，不愿意接受新的观念。按照徐晨的说法，他们的三观已经固定，根本无法改变，只能沿著老祖宗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哪怕这条道路通向的是悬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