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同社的这段时间他的確过得很畅快，不久之前他和高登等十几家报馆主编共同推动了北方制定工伤税。
以后北方作坊都要交纳一笔数量不等的工伤税，专门用来治疗和养活那些因为在作坊做事而伤残的工匠，而且他们还共同起草了有关工伤的法令草案，已经得到了元首的认可，现在只等公民大会上宣读了。
这让他成感极强，他以前在江南骂人，骂了也就骂了，对於整个江南的社会没有一丝的改动。
江南的官员你再怎么骂他也没有用，他不看，不听，装作不知道，继续做自己的官，骂的狠了，戳到他们的痛处了，直接把你关起来。
不像江北，他骂人是真有可能改变整个社会，可这正是他所期待的，靠自己的能力能对整个社会有点益处，而不是做一个狂士，像小丑一样被人嘲讽。
“来，我带你们看看一个负责任的好官是如何做事的。”说完，金圣叹走到抗旱会负责人面前，亮出自己的记者证，说道：“某是明镜报的记者金圣叹，请问您叫什么名字，能接受一下採访吗？”
记者证在今年才开始於北方普及，二月，扬州知府罗伟上报，从扬州建立工业区大兴作坊的两年，因为各种事故，已经造成了大量工匠伤残。
而这些工匠因为学识短，没有找工匠司帮助，被那些作坊主欺骗打压，以极低的赔偿金了结工伤的事，甚至有的连赔偿金都不愿意出，伤残的工匠生活困苦，难以维持生计。
这份奏章直接刺破了北方的欣欣向荣发展的工业景色，让徐晨意识到，发展產业不但能带来財富，產业本身也是一个吞噬人命的恶魔。
徐晨虽早已组建了工匠司，制定了各种安全条例，並且大范围的在整个北方普及，在关中之时，因为看的紧抓的严，工伤的比例还能控制在一定的程度。
但等大同社占据了整个北方，各个行省，州府都在开始新建工业区，发展產业，地盘变大了，作坊变多了，工匠也变多了，管理的难度加大自然也就跟不上来。
工匠对机器的危险性意识不足，那些作坊主，也不想因为安全条例提升自己的生產成本，也在有意无意放纵这种行为，於是工业这个吃人的恶魔开始张开血盆大口，从大同社攻占中原不过两年时间，各种致人伤残的事件突破了5000起。
而在关中时工匠司的人手就极度紧张。如今，大同社的地盘一下子扩张了4 - 5倍，各个部门都急需人才，这就导致很多宣传工作无法做到位。
普通百姓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让他们更倾向於私了解决问题，而非到衙门寻求帮助。
甚至很多工匠甚至都不知道工匠司的存在，他们在遭遇工伤后，只能拖著伤残的身体回到老家，艰难地度日。
徐晨从明镜报上了解到，仅扬州一地，各种工伤事故就致使上千名工匠残疾。那些在编的工匠还算幸运，有大同社供养著；但私人作坊可就没那么好心了。有些有所顾忌的老板还会给点赔偿，而那些毫无顾忌的则乾脆分文不给。
徐晨看完这些报导后，勃然大怒。他很少如此失態地骂了常五一顿：“工匠司的成员要深入到工匠当中，帮他们解决日常遇到的生活问题，不是让你坐在衙门里当官。如果你那么想当官，就去江南，大同社要的是为百姓做事之人。”
常五感到十分委屈。大同社地盘扩大了这么多，大量官员都下放到地方农村，去组织农户新建水坝、抗旱救灾，工匠司的成员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一方面，徐晨经常下乡考察，大同社从上到下都极其重视农村；另一方面，北方天灾不断，大同社將大半的精力都投入到乡村，组织几千万农户抗击旱灾。
在各个城市和工业区，情况则截然不同。大同社员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能力也参差不齐。让他们按照条令做事，还勉强可以完成；但要他们主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比较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