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大同社掌控的官仓大开，源源不断的粮食以“一两银子一石”的平价投入市场，如同定海神针，迅速压下了猖獗的粮价。粮价一稳，其他物价也随之开始缓慢回落。
在广袤的乡村，由大同社员和本地抗旱会员，深入每一个村镇，敲着锣向那些面黄肌瘦、惴惴不安的农户宣布：“乡亲们！大同社元首有令：今年秋收，所有田赋，一概免征！”
人群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呼。
宣传队员继续喊道：“地是谁在种，地里的收成就归谁所有！不管是自家的田，还是租种东家的田，只要是你流的汗，打的粮食就你先吃饱！”
“等秋收完了，咱们再一起丈量土地，公平分配！保证人人有田种，有饭吃！”
这消息如同春雷炸响，瞬间传遍江南水乡。无数农户热泪盈眶，跪地磕头，高呼“青天”、“元首万岁”。他们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辛苦一年的收成能全部归自己所有。
那些原本在战乱中溃散、逃入山林湖泊准备落草为寇的散兵游勇和小股土匪，听到这消息，又见大同军精锐四处清剿，军纪严明且战力强悍。
本就军心涣散，如今再一衡量，当土匪朝不保夕，而投降不仅能活命，还能分到土地当个安分百姓……这选择并不难做。
于是，一股股小武装纷纷丢弃了简陋的武器和刚扯起的旗号，走出山林，向当地的大同军或政府投降，第一句话往往是：“官爷……我们投降……那个……地……还能分吗？”
在大同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前所未有的惠民政策双重作用下，不到一个月时间，整个南直隶地区的秩序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市井渐渐繁荣，乡村重现炊烟。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带着它特有的残酷与希望，坚定地碾过旧时代的废墟，蓬勃生长。
大同十二年，九月十八。
秋意渐浓，但扬州城的空气却灼热得仿佛盛夏。若说刚刚易主的金陵城是在战火余烬中艰难恢复生机的伤愈者。那么此时的扬州，则更像一个正值壮年、气血奔涌的巨人，每一寸肌理都迸发着近乎狂暴的活力。
自大同社主导开海及鼓励产业以来，这座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古城，便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蜕变，早已超越了它“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旧日容颜，成为整个东方乃至世界都为之侧目的手工业心脏与贸易熔炉。
运河上，舳舻千里，帆樯如林。吃水极深的远洋海船与灵巧的内河驳船交织穿梭，号子声此起彼伏。码头上，工匠们喊着号子，川流不息地将来自吕宋的稻米、暹罗的木材、天竺的、波斯的地毯、乃至欧罗巴的钟表呢绒卸下，又将一捆捆光泽亮丽的丝绸、一箱箱洁白细腻的瓷器、一匹匹结实耐用的“南京布”装运上船，输往四海。
面对爆炸式增长的人口和产业，前任南直隶巡抚罗伟力排众议，做出了一个极具魄力的决定：拆墙扩城！如今，原先城墙的位置已被宽阔的、铺设了碎石子并计划铺设铁轨的“环城大道”所取代。
城市向着四面八方无节制地蔓延，新的厂房、仓库、住宅区如同雨后的蘑菇，一夜之间就能冒出一片。烟囱如同森林般拔地而起，不分昼夜地向天空喷吐着混合了蒸汽和煤烟的浓雾，将天际线染成一片灰蒙蒙的工业色，却也赋予了这座城市一种粗粝而强大的力量感。
走在扬州的街道上，宛如步入一个光怪陆离的万国博览会。金发碧眼的英格兰商人、戴着宽边帽的荷兰船长、葡萄牙水手、穿着朝鲜服装的商贾，以及小心翼翼打量着一切的日本商人随处可见。
甚至还能见到裹着头巾的阿拉伯驼商和来自中南半岛的黝黑面孔。语言的嘈杂、货币的多样、服饰的奇异，构成了扬州街头最日常的风景。
这些远道而来的冒险家们，很快就被这座城市的开放和富庶所震惊。更让他们狂喜的是——他们这些“番商”，竟然被允许在这里购置房产和店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建立永久性的商馆和据点。
能做远洋贸易的，无一不是胆大心细、资本雄厚的狠角色。他们迅速将船上的香料、象牙、白银等货品出手，然后便开始疯狂地购入土地和产业。
商业嗅觉更灵敏的西方海商，他们觉得与其每次都费巨资采购昂贵的赛里斯成品丝绸，不如就在这里投资设厂，纺织出来再带回本国，这样成本更低，利润更高。
扬州，重工业区。
巨大的厂房鳞次栉比，高耸的烟囱永不停歇，空气中弥漫着煤炭燃烧的焦味、热金属的腥气以及蒸汽泄漏的嘶嘶声。铁轨如同血管般深入厂区，满载着煤炭、铁锭和成品的机车头喘着粗气来回奔忙。
星辰蒸汽工坊内部，景象更是震撼人心。巨大的天轴在屋顶纵横交错，通过密密麻麻的皮带将动力传输到每一台机床上。
蒸汽机是这里绝对的主宰，驱动着龙门刨床发出沉重的轰鸣，车床飞旋切削出耀眼的金属碎屑，铣床精确地雕琢着复杂的构件。
而在车间最核心的位置，一台如同史前巨兽般的庞大水压机正在工作。它是孔成咬牙耗资五万两白银从长安机器厂购得的镇厂之宝。炽热的铁坯被送入巨大的模具中，随着工人扳动操纵杆，高压水流驱动着巨大的压头缓缓而下，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挤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