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汉农庄，田税仅取二成。
这对于许多连锄头、粮种都凑不齐的贫苦农户而言，比之昔日依附豪强时，动辄五六成的田租，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此外，曹操当年行屯田之策，是趁流民奄奄一息，连粮种都没有的时候以军法部勒，行高税盘剥之举，且一辈子不改，甚至子子孙孙几辈子都不改。
黄巾百姓一开始还以为只是因为自己没有粮种、田地、耕牛，头几年交高税无所谓。
到了后面才回过神来，原来自己成了曹魏的农奴。
而陈祗奉天子之命，行的是予民休养，藏富于民之策。
他将粮种与田税分离，庄户若向官府借贷粮种，收获后，只须按约偿还便是，田税仍是二成。
若家有余力自备粮种，则仅缴二成粮税即可。
此法一出，庄户们侍弄田地的劲头更是十足。
谁都盼着来年能攒下属于自己的口粮、粮种。
于是百姓肩上担子再轻一分。
而屯田与农庄最根本之别，在于田地归属。
曹魏屯田之策下，屯田民耕种的乃是官田，耕者如同赁户，且一辈子几辈子子子孙孙都是赁户，永无出头翻身之日，世世为奴。
而大汉农庄百姓名下之田，虽被朝廷限制了买卖，以防兼并之事，但田亩名册之上，明确归属于加入农庄的百姓。
此乃恒产，有恒产者方有恒心。
管理上亦不取军屯的严苛军法。
各农庄公推数位德高望重的耆老为田吏，总理庄内农事、税粮，直接与朝廷派下的典农官对接。
此举既缓解了大汉吏员严重不足之困，又借用了乡里自治古风，减少了百姓与吏员间的隔阂。
原本遍布乡、亭、里甚至什伍的繁冗胥吏，因为农庄百姓聚居一地的原因得以减省。
典农官于是便能与农庄耆老进行最直接最有效的沟通，一切交流，都以农事生产为先。
陈祗又定下奖勤之策。
缴纳田税多、完成好的农庄，官府优先配发修缮一新的铁制农具，乃至调拨珍贵的耕牛。
若庄内农户被征发徭役，其家田地由田吏协调邻里优先帮衬，务必确保田地不被荒弃。
这使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念深入庄户之心。
为了更多的铁器、耕牛，为了自家田地将来不因徭役而荒废，庄户间也要互相督促，勤勉耕作，惰怠者自然难有立足之地。
同时，陈祗也未忘留下出口。
允许庄户在官府监督下，带着自家田地退出农庄，然一旦退出，十年内不得再入。
此策有两个目的。
据天子言，一是加强农庄百姓对田地的拥有感，让他们认为分给他们的田地，确实是他们自己的，激发他们的耕作积极性。
二则是防止养懒汉。
集体农庄内有人努力种田，自然就有人偷懒搭便车。
懒汉多了，集体效率便会降低，生产效率高的农户可自行退出，这是对懒汉的一种隐性监督机制。
而由于集体农庄内出徭役时互帮互助政策的存在，一般农户除非到了实在忍受不了的程度，都不会选择主动退出。
若真有懒汉屡教不改、引发公愤者，则由全庄公投。
超五成庄户同意，便由官府没收其田地，逐出农庄，永不复录。
农庄大多设于郡治、县治左近，便于官府照应。
临晋一县凭藉一系列惠民之策，几乎将境内尚存的零散自耕农吸纳殆尽，庄户抗风险能力因此大增。
在剿匪结束以后，整个左冯翊都效仿临晋搞了集体农庄，共吸纳百姓三万余口，分为三十个大农庄。
然而就在三月，麦子拔节之时，临晋农庄中有经验的老农，却是发现了蝗虫可能会在今夏爆发的征兆，上报到了官府。
陈祗如临大敌，又将此事上报到长安，竟是使得丞相匆忙从长安来到了临晋边镇。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