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这万恶的社会，万恶的体制！是这个体制杀死了那个小偶像！”
“都是这个腐朽国家的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说完，江头刚之像是竹筒倒豆子一样，把自己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江头刚之，今年52岁，曾是宫城县石卷市一家中型造船厂的钣金工。
二十余年工龄，技术扎实，沉默募言，是典型的“企业战士”。
他的人生轨迹与日本东北地区无数中年男性重合：辛勤工作，供养家庭，相信“终身雇佣”的神话。转折发生在七八年前。
日本的制造业公司逐渐因为产业转移和订单萎缩裁员，45岁的江头刚之赫然在列。
公司裁员的理由冠冕堂皇：“结构调整需要更年轻有活力的团队”。
他拿到一笔微薄的退职金，试图寻找新工作，但年龄和单一技能成了无法逾越的高墙，妻子开始抱怨，读高中的儿子也觉得擡不起头。
为此，江头刚之死要面子，只能谎称自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他每天依旧早起，穿上工装，带着饭盒出门，假装去上班。
实际上是在公园、图书馆或廉价咖啡馆消磨一整天，傍晚带着疲惫的表情回家。他用退职金和打零工的收入勉强维持着体面的假象，内心日益枯竭。
但是传统的家庭主妇理论上是不事生产的，而且日本社会对家庭主妇的福利也是年收入必须要在100万以下，才会由官方为其缴纳社保和医保并提供育儿补助，因此丈夫的收入才是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打零工赚的钱一年能有300万差不多了，和之前差距极大，很快退职金耗尽，零工不稳定，家庭矛盾爆发，在激烈的争吵后，妻子带着儿子回了娘家，最终离婚。
彻底孤身一人的江头刚之，终于决定申请生活保护（低保）。
然而，他遭遇了日本社会福利体系中最令人绝望的环节之一“水际作战”（水降作戟）。
前文已经说过了，这是日本地方县为了节约支出而采取的特殊手段，毕竟日本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暂住证制度，而且理论上来说“租售同权”，因此不存在年轻人恶意进城打工和恶意返乡的问题，但是年轻人确实都跑到东京都城市圈、名古屋和京阪神工作去了，在那里交税，这些地方县市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而地方要负担的老人和育儿开支越来越多。
日本毕竟是地方各地自治自行民选知事和议员，不是中央集权制度，因此“水际作战”应运而生。这不是正式政策，而是一种基层福利事务所常用的、旨在减少申请人数的非正式手段：工作人员会以极其严苛、近乎羞辱的态度反复盘问申请者的财产细节、亲属关系、求职努力，提出各种难以完成的文件要求，并暗示“还有工作能力”、“应该靠家人”、“申请福利是耻辱”。江头刚之的请求一次次被驳回，一次次补充材料，一次次面对工作人员冰冷怀疑的目光和隐含的指责一“你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怎么就活不下去了？”
反反复复之中，他的尊严被彻底碾碎，亲戚疏远，朋友消失，社会联结断裂。
五年前，他烧掉了所有身份证件，带着最后一点积蓄买的帐篷和睡袋，开始了真正的流浪，也就是所谓的“野宿型”流浪汉。
日本有不少流浪汉，但这些所谓的流浪汉一般指的是住在网吧或者公园窝棚、纸箱，会打零工，一个月会去领13万日元低保，每天固定去救济所和许多公益福利机构领取食物的流浪汉。
而江头刚之所谓的流浪，是从仙台到山形，沿着废弃的工厂和铁路线移动，像一片被工业化浪潮冲刷后搁浅在岸边的残骸的流浪。
“我等是旧时代的残党，新时代没有载我们的船。”
江头刚之并不在乎自己能否得到理解，也不在乎自己是否能够得到原谅，他只是很想很想，很想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他渴望让别人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不想带着这些屈辱和痛苦走进监狱。现场的警察听了之后都沉默了，尤其是58岁距离退休不久的山中里斯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