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面上的女真战略讲完了，但一些女真方面的细节却仍需要朱由检最终决断。
于是大会开完，朱由检便拉上几个人，转到偏殿来做一个简短确认。
这也是保密条例这个新法推行后，逐渐形成的工作模式。
保密这个事情，在大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军国大事，死生之地，其机密之重要性，满朝文武谁都懂。
但坏就坏在大明这独特的风宪体制，正是通过以小御大，来保持言路畅通，以避免皇帝被大臣欺瞒。这一套祖宗家法，始终在强力推动着政务的公开化和透明化。
一份奏疏，从上了通政司开始，就要传抄六科给事中。
皇帝的朱批，又要经过内阁票拟、六部覆核、给事中抄收。
理论上讲，努尔哈赤或者黄台吉，只要能够在京师成功收买一个六科中的抄写书吏，就能把大明朝堂上发生的每一个细节，看得清清楚楚。
即便收买不了人，光是看那公开发行的“官方邸报”，也能把朝廷的动向猜个九成九。
在这种畅通的舆论环境下，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高高在上的六部侍郎，还是刚进国子监的监生，甚至是武学里大字不识几个的武生。
只要他愿意，只要他胆子够大。
他就能根据这些公开信息，上疏对朝廷的任何一项决策指手画脚，喷得唾沫横飞。
但军情问题仍在，自然就延伸出对应的方案。
那便是一切机密之事，督抚在前线自理，只通过私人书信，与京中阁臣单线联络，从而避免军情泄露。对于朱由检来说，他理解这种体制的初衷是监督。
但他实在忍不了这种儿戏一般的做法。
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急，得像炖肉一样，小火慢炖。
真要一刀切下去，立马就会站到所有文臣的对立面，被那铺天盖地的舆论唾沫星子淹死。
万历年间的“邸报风波”，高时明在他登基第六日，就和他说过了。
朱由检后来特意让人翻出了当年的卷宗，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这其中群臣的立场之一致，看得他心惊肉跳。
所以，他选择了“温水煮青蛙”。
第一步，利用“秘书处”这个新机构，推动“项目会议讨论制度”。
他把决策过程碎片化，分散在动辄十几次的大会、几百人次的小组会里。
这么多会议，这么多口水仗，总不能每一句都写进奏疏里吧？
皇帝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既然皇帝都不关心这些中间的扯皮细节，你们这些臣子，又关心个什么劲？
于是，大量的决策细节，就这样名正言顺地从百官的视线中“隐没”了。
第二步，他搞了个“项目汇报会”。
先在相关人员中公开汇报，确认后在承天门外张贴公示，看似不仅是没保密，反而更透明了。这既堵住了言官的嘴，又保留了原本体制内的监督职能。
大家一看，哦，皇上还是让我们说话的嘛，并没有独断专行。
等到众臣逐渐适应了这个节奏，警惕性下降的时候。
朱由检图穷匕见，祭出了第三步。
他将原本模糊的奏疏等级，扩展成了严密的“保密条例”。
特、甲、乙、丙、丁，五个等级。
这和事情的重要性有关，但又不完全挂钩。
比如“山东水灾”，在重要性上是“特”级，但在保密等级上，却只是个“丁”级，谁都能聊两句。而有些看似不起眼的人事调动，保密等级却是“甲”级。
为了立威，他还顺手杀了一只鸡。
新政红人倪元璐，性格洒脱不羁，嘴巴大得要死，泄露了永昌元年百官加俸的规划后，被朱由检狠狠地“加绿”了一道。
不仅如此，他还就此将倪元璐负责的小组一拆为二，分成了“官治”和“吏治”两组。
一虽说这本来就在规划内，但看在众人眼中，确实失势的表现了。
这一棒子打下去，所有人都清醒了：保密，不是开玩笑的。
但朱由检深谙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道理。
在抗议的风浪还没掀起来之前，他又抛出了一个“事后公示”制度。
机密文件，并非永远机密。
在一定时间期限之后，也就是事情尘埃落定之后，将会向所有文臣披露。
这就像是告诉大家：别急，等这事儿办成了，我不但不瞒着你们，还让你们看个够。
利用这种“峰终效应”，众人的不满情绪被巧妙地模糊掉了。
在这一整套眼花缭乱的组合拳下。
大明的信息层级，终于发生了一个质的扭转：
皇帝一项目组核心成员一一项目关联全体成员一一全体大明官员一一全体百姓。
这结构，就像是在几千人的公司大群里，先拉了个部门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