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斯曼帝国这种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宗教的力量无疑是非常强大的，但这种力量十分复杂且相互矛盾。
而且现代的歷史学者並不喜欢提及这种野蛮原始的力量，他们通常会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角度出发。
但很不幸当时的民眾根本不会考虑什么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相较之下宗教、文化、语言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圣战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虽然阿拉伯世界早就四分五裂，但这却是奥斯曼帝国內部的最强纽带。
穆斯林的热情被点燃，大量年轻的穆斯林男性决定加入军队，国家也得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捐赠。
由於穆拉德五世这个哈里发的號召，很快从东色雷斯到安纳托利亚，再到敘利亚所有的清真寺都成了动员中心。
伊玛目们则是成了战爭的宣传员，除了传统的將敌人描述成贪婪，恶毒的异教徒，他们还与时俱进声称异教徒想要奴役自由的穆斯林。
不过所谓的圣战也是一把双刃剑，首先就是穆拉德五世不得不向乌理玛们让渡一部分权力，否则那些乌理玛们可不会任由哈里发胡来。
其次便是改革的倒退，迈吉德一世和马哈茂德二世用几十年才削弱的教权，此时又让穆拉德五世还了回去。
而且穆拉德五世的行为也等於是否认了奥斯曼公民这个概念，那些奥斯曼帝国內部的非穆斯林到头来也只不过是异教徒而已。
这还会引起连锁反应，奥斯曼帝国內部的那些非穆斯林民族只会和奥斯曼帝国政府更加离心离德。
1856年4月1日。
俄国的新任外交大臣乌瓦罗夫公爵抵达伊斯坦堡。
乌瓦罗夫公爵又重申了一遍俄国的要求：
第一，交出杀害涅谢尔洛夫的凶手，並向俄国政府道歉。
第二，奥斯曼帝国退出欧洲，將东色雷斯地区交由俄国保护。
第三，移交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管辖权。
毫无疑问俄国方面提出的要求，奥斯曼帝国根本就不打算满足，不过斯特拉特福子爵还是找到了乌瓦罗夫公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