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罗恩有些迷糊。
“没人知道，”阿尔蒂苦笑着摇摇头，“你听他说继续说。”
阿米特继续，“我们了很多钱，重症病房每天的收费是1.6万卢比，氧气和透析每天4.5万卢比。每天晚上，我只能去德里所有的亲戚家借钱，有的亲戚把准备用来结婚的钱都借给了我们。”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当那个抚养你长大的亲人躺在病床上，你会非常激动，没法思考，他们就是这么得逞的。”
“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们每天都说‘你母亲正在好转‘。我们就燃起希望，然后他们又说’她没有好转’。”
罗恩他们几个很安静，阿米特的声音很沉闷，他们都围着听他说。
阿尔蒂喝了口咖啡，又抬起头注视着外面炎热的清晨和修剪过的园。
“同时她的血小板水平降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唾液还没有控制住，所以她每天都不能再说话了，更不要说自己吃东西。
医生建议用另一种药，要17万卢比，号称能恢复她的身体系统，控制唾液分泌。
但用了药之后，结果还是没效果。医生说：当然没用，所有的药都被透析冲走了。”
“那里就跟地狱一样，重症病房里的病人死亡率非常高，时时刻刻都很慌乱，没人照顾我的母亲。
医生从不去看她，他们和病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们也不能进去看她，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任何事，只会说‘她需要用更多的药’。
我们除了付账单外，什么都做不了。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收到白天的账单，然后用从亲戚那里借来的现金付清。
你去医院会计部的时候，能看到大把大把1000卢比和500卢比的钞票被送去银行。”
阿尔蒂突然嗤笑了一声，带着嘲讽的笑，阿米特则继续自己的故事。
“我们要求带她离开重症病房，那里太贵了。所以他们就把她安排进普通病房，我们总算可以和她在一起了。
但她的情况非常差，得了褥疮。她一直在哭，说的话只有一句：带我走！”
“我们问医生怎么办，他们说：她不吃东西，我们要在她胃上开一个洞，这样就能喂她了。
就在我们和医生讨论的时候，一个护士进来，告诉我们我的母亲走了。”
回忆这段的时候，阿米特泪如泉涌。
“然后你知道那个医生说什么吗？他说：也许如果我们重新把她送回重症病房，给她用呼吸机，她就会活过来，我们可以试试。
然后我说，有个条件，我要一直在她旁边看着。
医生说，家人是不能进入重症病房的。
于是我们说，那我们不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