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句话，粮食才是关键！”
“万一真出现了大灾，就算有满库的金银珠宝，也填不饱百姓肚子；唯有实实在在的粮食，才能稳住大局！”
赵胜和李兴怀神色一凛，齐声应道：
“臣等明白！”
说罢，两人便躬身行礼，步履匆匆地离开了大帐。
回到户部衙门后，赵胜立刻召集各司主事，并传达了江瀚对旱情的担忧。
他下令再次核查各州府存粮实数，并且派出了精干吏员分赴各地，暗中巡视，严防仓吏舞弊、粮仓出现亏空。
与此同时，赵胜本人则是坐镇户部，仔细地规划起了向贵州移民的路线、安置与钱粮借贷之事。
而李兴怀则更为忙碌。
他回去后，便立刻行文各州县，将开挖大型公塘的指令传达下去，并派遣农部干吏分赴各地督导。
一时间，川东、川南的村落都忙碌了起来。
农户们以二十或三十户为一组，按照农部定下的规制，挖掘深阔的公塘蓄水。
而在这段时间里，江瀚也开始埋头于案牍之间，仔细研究起了历代的经济政策、以及货币制度。
为此，他还特地命人去王府的藏书楼里，将一些有关经济的典籍都找了出来，仔细研读。
他翻阅《管子》的轻重诸篇，其中确实提到了国家通过调节物价，来增加收入的法子，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性。
然后是《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了解了汉代国家经营工商业、平抑物价的“平准”政策；
还有《盐铁论》，记录了汉代那场关于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经济政策的大辩论。
但翻来阅去，江瀚却怎么也不满意。
这些古代的经济思想，固然有其闪光点，比如认识到了国家调控的重要性，关注民生与财政。
但其核心局限性也非常明显：
首先，这些经济改革，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君主专制，而并非为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众生活。
其次，很多书都强调“重本抑末”，将商业视为需要压制和防范的对象，缺乏对商业流通价值的深刻认识。
再者，这些理论多是经验性、政策性的总结，缺乏严谨的数学工具和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对于货币的本质、信用创造、通货膨胀等关键问题，认识非常模糊，甚至还有不少错误。
依靠这些典籍，难以构建一套适合新时代的、能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系。
眼看从故纸堆中找不到理想的答案，江瀚又转变思路，召见了一些成都及周边的商人。
他想从实践层面了解这个时代的商业逻辑，探讨探讨经济发展的可能。
但很可惜，前来觐见的商人，基本都是些小商小贩，经营的也多是一些布匹、杂货等传统行当。
由于此前战乱、以及对旧有豪绅势力的清算，四川境内的大商贾基本已经不复存在。
而这些中小商人，在江瀚问及如何促进商贸、稳定物价、建立信用时，大多语焉不详。
话语间的意思，无非就是希望获得某种商品的专营权、降低关卡税厘等老一套。
对此，江瀚也很无奈。
在这个权力主导的社会里，商人想发大财，往往只能寻求垄断和特权庇护。
真正的市场创新和商业智慧，在这种环境下难以孕育，他们的见解也难称高明。
无奈之下，江瀚也只能自己亲自动手，结合一些后世的观点，先设计最初步、最基础的经济改革框架。
在新框架下，首先重农肯定是没错的，必须坚持。
在这个生产力相对匮乏的时代，农业是绝对的基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无农不稳。
但对于传统的抑商政策，那就有待商榷了。
要想办法让官员士人们意识到，商业在促进物资流通、活跃经济、增加税收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江瀚的设计中，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
农为国之基，商为国之富，农商并举，两者缺一不可。
没有农业的稳定，商业是无根之木；而没有商业的繁荣，农业也难以实现更高的价值和剩余转化。
对于这个想法，江瀚还特意将刑部主事薛志恒找了过来，想与他一起探讨此事。
薛志恒现在虽然是刑部主事，但当年在龙安府时，他薛家好歹也是走遍松潘、卫藏经商的大家族。
而听了江瀚的想法，薛志恒敏锐的意识到，自家王上很可能有大动作了。
说实话，对于现在刑部主事这个岗位，薛志恒心里是有些不甘的。
虽然名义上，刑部主事也能算作大九卿之一，是一等一的大官。
但这个职位听起来虽好，可手中权利却不怎么样。
原因无他，因为刑部实在没什么大案子办，纯属闲差。
当初平定四川时，各地的百姓和兵将，早就已经把该杀都杀了，哪还轮得到他。
在明晃晃的钢刀下，谁又还敢再作奸犯科？
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地方官府早就自行解决了，哪还轮得到他这个中枢的刑部主事上手？
薛志恒最近的日子可谓是颇为悠闲，每天在衙门里泡茶闲谈，一待就是一天。
看看自己，再看看学部、农部、户部的忙碌模样，他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
因此，当薛志恒听完江瀚的经济改革想法后，他便敏锐的意识到，自己翻身的机会来了。
他绞尽脑汁，随后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