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民众已经养成了习惯，宁可费尽心思造假、冒着杀头的罪名抗税，也不轻易纳税，不管多少都不交。
就连以铁腕著称的张居正，在苏州府推行新政时也碰了一鼻子灰，以至于在信中称苏州府赖粮成癖，其乡人最无赖，谓之鬼地。
就算是到了洪涛登基的景阳年间，也不敢直接对江浙地区的官僚利益集团下手，只能通过朝堂官员任免、封锁海上通道、在广东、福建、天津建立新的经济中心等手段间接消弱其影响力。
可不管怎么躲避，在长达十多年的执政过程中，双方还是发生了两次正面交锋。第一次在景阳四年，北方多省受灾严重发生粮荒，而江浙地区的官僚集团伙同部分朝臣，为了对抗赈灾新法，要用囤积居奇的手法来个一箭双雕。
第二次发生在景阳十年的松江府，晋商集团和甬商集团鼓动民乱，实际上也得到了江浙官僚集团的暗中支持。
法不责众，是他们的惯用招数。当年他们用这一招对付过好几任皇帝，只是没想到在景阳皇帝这里栽了大跟头，还因此损失了几乎所有朝堂中的助力。从那儿之后，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反抗。
但对于景阳皇帝的新政，江浙地区的官僚资本集团并没打算俯首帖耳，只是因为明着斗不过，才不得已暂时蛰伏起来等待时机。
要问官僚资本集团为什么锲而不舍的非要与皇帝和新政作对，这和反对高税粮政策的性质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