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高见低见的，咱做事没那么多讲究，有利则取，天经地义。日月银行坏了行规，挡了大伙的财路，我们也不必客气。可连着存了半年多的银子，家里就快揭不开锅了。
吴公子，这主意是你出的，好歹也得给个答复。若是再没个准日子，我回去没法和另外几家交待，到时候可不要怪我等不识大体。”
如果没有日月银行当靶子，在江浙一带的钱庄业务中，王家所代表的大地主集团、高师爷所代表的官商集团和吴公子所代表的士绅豪强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很激烈的竞争关系。
存义公钱庄近水楼台先得月，牢牢控制着生丝和丝绸行业；锦盛润钱庄的根本在漕运和大米；吴坊钱庄最大的客户是私盐贩子和向日本走私的海商。
本地的二十四家钱庄银号，九成都以他们三家为尊，势力差不多，谁也吞不下谁，索性各管一摊井水不犯河水，百十年来倒也大体上相安无事。
但新政的兴起，有意无意的严重损害了当地钱庄的共同利益。海军的建立，让沿海欣欣向荣的私运产业遭遇了灭顶之灾；漕运衙门的裁撤，给了锦盛润当头一棒。
而松江纺纱厂和昌平毛纺厂的建立，让细布和毛线侵占了部分丝绸市场，再加上生丝走私遇阻，直接间接导致了生死和丝绸价格下滑，严重影响了大地主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