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先给王侍郎拿块烤红薯尝尝！”洪涛愣了愣，脸上的怒气忽然消失不见，努力挤出一丝笑模样，很热情的招呼王徵吃炉台上烤的红薯，而后转身向后殿走去。
太丢人了，王徵的奏折就和七八份奏折混在一起堆在躺椅下面睡觉呢。同样的文件堆还有两个，都在躺椅附近，总共二十多份。
这是洪涛睡觉和休息的时候随手拿的，躺着批阅，看困了就睡，睡醒了再看。结果这几天忙得连小憩一会儿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就这么给忘了。
要说明清两朝的皇帝也确实够苦逼，整天都有批阅不完的奏折，还不能一心一意光看，时不时还得在脑海里关注着朝臣们的想法，再听取各种小报告，从中分辨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偷懒？当然可以，但工作不能耽误，就得找人帮忙。于是乎权臣、宦官当政就出现了，谁帮皇帝干活多、谁受皇帝信任深，谁间接获得的权力就大。
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帮忙处理公务，那不又成中书省了。权力和义务是一对连体儿，不存在只要其中一个不要另一个的可能。
想大权独揽就别怕累，且要有抗造的本钱。全国上下大事小情都一把抓，还不能因为工作太繁忙而出错。想轻松点就得放权，眼睁睁看着别人按照不同于自己的理念管理国家，如果没出大问题还不能随便换。
国家越大，人口越多，发展的越快，这个矛盾就越尖锐。中国古代的皇帝有一个算一个，估计每天都在放权和集权之间权衡来权衡去，左右摇摆了上千年，依旧没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