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谁能拿出让各方都满意的方案吗？答案必须是否定的。这种题目比分析空气中各种成分的含量更难，唯一的解决办法只剩下战争了。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解决矛盾最有效、最公平的手段，没有之一。
“所以朕才把你找来询问情况，华人讲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里的战并不单指战争，而是交流，战争不过是诸多交流方式之一。
如果让朕来选择是不太愿意开战的，最好能在谈判桌上解决争端。可别人并不一定会这么认为，或者根本不了解朕的想法。大家都不互相了解，全都抱着猜忌的心思，战争危险才越来越高。”
在这之前，洪涛始终是把赫尔蒙特当做一面了解荷兰的窗口，不过聊着聊着突然产生了新想法，越琢磨越可行，于是不动声色的改变了谈话初衷，不再纠结太具体的问题了，而是开始唱高调，或者叫意识形态引导。
“陛下说的很有道理，可我在荷兰并不出名，更和贵族们不熟悉，亲王殿下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即便想帮忙也用不上力气。”
后世里很多人有种固化的观点，认为搞科研的人情商比较低，政治嗅觉迟钝。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还不是个例。但在17世纪情况完全不同，甚至相反。
这个时代的学者，无论从事数学、物理，还是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一专多能，不光精通多门学问，还对时政比较关心，并有独到的见解，甚至可以算半个政治家。
赫尔蒙特显然也是其中之一，很快就从交谈中听出皇帝意有所指。但给出的回应却很消极，不是他不愿意为消弭战争出力，而是能力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