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典故不仅佐证了其开篇论点，更生动展现了「忠厚」在实践中的崇高形态。
「后世刑赏之弊，多失本心，秦法凝脂，弃灰者刑，至陈涉一呼而天下倾。盖严刑止奸，奸愈滋；厚赏劝功，功益伪。汉张释之治犯跸，文帝欲诛，释之持『法者天下共』之义，卒罚金而止。向无释之，则君怒失度，法意荡然。」
第三段章衡则是笔锋一转，他痛陈后世刑赏之弊——失其本心。
以秦法严苛终致天下倾覆为反面教材，深刻揭示「严刑止奸，奸愈滋；厚赏劝功，功益伪」的悖论，再辅以汉文帝时张释之据理力争维护法度的正面案例，形成鲜明对比，有力论证了失却「忠厚之本」的刑赏，不仅无效，更是祸乱之源。
「故忠厚之极，在明『刑赏乃末，仁心为本』。《礼》云『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汉初缇萦雪冤，天下颂仁，若效秦法刻深，虽狱吏称职，然断肢体、绝人伦，是戕生民元气也。故皋陶明刑以弼教，管仲设令而维邦。刑赏之用，譬犹炎火，托仁德为膏薪，则辉光烛物；舍忠厚而逞威，纵赫熖灼空，终归煨烬。」
「天道春生秋肃，无非至仁；王政刑诛赏庆，皆涵大德。昔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佐，为政者诚应推此心于四海，使民如沐春阳，则画地为牢之风可复，刑措之治不远矣。」
在充分的史实铺垫后，章衡水到渠成地亮出其核心观点。
也就是「忠厚之极，在明『刑赏乃末，仁心为本』」。
此论直指根本，将刑赏定位为「末」，而将仁心确立为治国之「本」，清晰界定了二者的主从关系。
他还引用《礼记》「听讼原情」之义，结合汉初缇萦救父感动天下、促使废除肉刑的史实，进一步阐明，若效法秦之刻深，即便狱吏称职，其「断肢体、绝人伦」的酷刑本身就是在「戕生民元气」，从根本上违背了生养教化的天道仁心。
